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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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淮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被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　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　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28　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　年，18　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　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　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　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　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5　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
　　结论：中西功是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日本警视厅逮捕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事，由于“事涉赤色”，有失警视厅的威严，一段时间内只在有关的少数人间严守秘密，不见诸文字、报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卫内阁倒台的消息从电台广播出来，他才吃了一惊，急于想了解其中内幕。国内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尾崎无论如何也该告诉一声才是；是否因为近卫倒台要移交国事，手续繁忙，没有时间？抑或近卫“患急性重病”住进医院，他也跟到医院里去了？几天来，他到“满铁”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着翻阅新到的各种“密件”和“绝密件”、“机要件”等等参考资料。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守着收音机听日本电台的广播。总想看到或听到点对于他可用的重要内部消息，或者可以说与他有关的消息，或者也可以说与尾崎秀实有关的消息。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几天来，一无所获。
　　他很着急，为尾崎担心，总仿佛看见有一团凶险的乌云紧紧压在尾崎头顶的上空，尾崎走到哪里，乌云便跟随到哪里。
　　他认识尾崎秀实，是在1933　年春天。当时，他正在“东亚经济调查局”特别阅览室里埋头研究“中国满洲问题”。一天，“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水野成引来个仪表不凡的男子，介绍他们见了面，说这就是他幕名的尾崎秀实。
　　尾崎举止温文尔雅，谈吐不俗，有一种吸引人的内在感染力。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中西功来到上海后，每次到东京出差，都要去见他。尾崎每次出差到上海，也必定约见中西功。每次相见，两人都要作对时局分析的长谈。谈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谈中日战争的现状及未来，谈近卫在内阁的处境，谈东条和近卫的矛盾，谈陆海两军对“南进”“北进”的争执，谈苏德战争，谈希特勒对日本施加压力，谈松冈外相访欧归途中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日本政界引起的迷惑，谈日美外交谈判的困难。。总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因为战争形势变化快，政治内幕更复杂。
　　东条登台，发表了广播演说，中心重点是“新内阁将继续坚持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
　　这说明，日本“南进”将加速。那么对美、英、荷兰的战争很难避免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中西功自认没有必要对此再多费脑筋了。
　　他关心的是尾崎秀实。
　　正当他心烦意乱地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的妹妹惠子倒背双手轻步走进来，站定后，笑眯眯地看他。
　　“什么事？”他烦恼地问。
　　惠子举起右手，手里捏封电报，向他摇晃一下，又背回手去。她今年16岁，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也具有这个时期的某些特征，譬如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一句有趣的话而哈哈大笑，爱显示自己的聪明，搞点小恶作剧等等。
　　“电报？哪来的？”
　　“东京。”“东京？快给我。”
　　“难道不道谢一声吗？”
　　“噢，谢谢，谢谢。”
　　“道谢是用这样冰冷的口气吗？”
　　“好了好了，给我吧，谢谢啦。”
　　“难道不应该陪我们出去走走，或者用点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谢意吗？”
　　“好吧，依你说，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是吗？很简单，现在去向嫂嫂道声歉。”
　　“我并没有伤害她。道歉什么？快给我吧。”
　　“不，这几天，你进出家门，连声招呼都不跟她打，难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我会给她道歉的，快给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无可奈何地说。
　　“说话算话，否则下次绝对不给你。”
　　“算话算话。”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这才把电报交给他。他急忙拆开电报封套，抽出电文看，三个字赫然跃入眼帘：——“向西去”发报人姓名：——“白川次郎”他握着电文纸发呆了。
　　“怎么了？”惠子见状不解地轻声问。“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应付：“是公务方面的事，很难办，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惠子出门去后，书房里又只他一个人了。他紧蹙着眉头思索这“向西去”
　　三个字的实际所指，他心里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到此，我们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况，再作简要介绍：在中共高层特殊部门，有关他的档案记载着的是：“中西功，1931　年4　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5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轻声自问：出了什么意外？这发报人是谁？从电报口气看，发报人很着急，竟如此不容犹豫。像是大喊一声的警报。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实。是他发现了于我不利的情况，给我发的报？他强制自己冷静，但是心却跳得更厉害了。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西边”以后，能作些什么？当然，不怕从头作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别在上海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种别处根本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应该找人商量一下，事情来得这么急。在上海，能够立刻找来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只有他，看到这“向西去”三个字，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广东人，中等身材，方额长脸，机智的眼睛透露着诚实和热情。眉字宽阔，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严肃认真。少年时跟随哥哥到青岛读书。“七七事变”后，参加青岛郊区学生抗日游击队。不久转到上海，参加江南抗日游击队。1939　年秋天，调来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老吴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1941　年夏天，“满铁”上海办事处受“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公开“雇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当助手，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今年6　月，日本军宪兵部队接管了公共租界黄浦滩路的交通银行。经中西功活动，得到宪兵队许可，他们迁到了交通银行二楼办公，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班”，由程和生当班长。然后又安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人进了这个“调查班”。
　　和中西功联络之初，程和生对于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日，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只按照纪律，准时准地和中西功见面，接到情报就走，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被“雇用”组织“特别调查班”，和中西功公开接触了，当然不能当扎嘴葫芦。要听中西功布置对“蓝衣社”的调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别调查班”里安插党员，要帮助中西功对汪精卫汉奸的“调查统计部”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间长了，他发现，中西功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为抗日熬费心血，便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缺陷，就是不能公开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后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