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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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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再仔细看，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戴着臂章，黄底红字：“中华联合通讯社”。
噫？中华联合通讯社？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通讯社”吗？不是和“同盟社”有业务联系的吗？太好了，不妨和这个“小把戏”攀谈一下，交个“朋友”，由他引路进“同盟社”。
现在马上和他说话？还是跟踪他，找机会？思索一阵，他对日本兵说：“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有话跟他说。”“你会说中国话？”“侨民生活时间长，会的。”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喂，Boy！”小伙子闻声掠开稿子，转头看日本兵。日本兵手心向上。像往嘴里扇空气，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小伙子立时起身，抓起公文包带，往肩上一甩，手里捏着稿子，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坐下了，挺胸直腰，仰头青日本兵。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日本兵见状很高兴，向他呲牙一笑，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过去，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林得山问他。
张明达转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仿佛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过来，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他又看林得山，脑子里打转，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招他过来，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而且问得好奇怪，臂章上写着呢，既然看到了，问什么？找话题套近乎？坐车闷了寻开心，还是另有所为？不管你干什么，“中联社”的牌子是很响亮的。
他点了一下头，带着挑衅的口气：“是的。”弦外之音像说：“怎么了？”“知道‘同盟社’吗？”“当然知道，和我们在一座楼里，南京复兴路125 号。”“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林得山笑道。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这
一来，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在他看来，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捞到这么一份差事，自觉得了不起，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这种“小把戏”，在上海、南京，他可见的多了。于是不觉笑起来，又问道：“干了多久了？”
“嗯”，张明达脑子里打转：问这个干什么？毫无来由，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干脆答道：“半年了。”“噢。”林得山看着他：“满意吗？”“当然满意，很满意。”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探手去拉。张明达没拒绝，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今天他的公文包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
日本兵解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新闻稿，打印的、手写的，还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纸封，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除了装水的玻璃瓶，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日本兵揭开小铁盒，闻了闻，捏在手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笑着，用日本话说：“好东西！”
张明达眼皮一眨，脑筋一动，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欲太强，自学了日语，这时正该用上，便用日本话说：“送给你了！”这一来，日本兵大喜，立时用日本话问：“你会说日本话？”张明达立即说：“可以对话。”“哟唏！”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兴得“哈哈”笑。
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却令林得山起了疑：这个“小毛头”会说日本话？小瞧不得，这种年龄的少年，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实属少见，是个什么人物？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唔，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你认识吗？”张明达心头一怔，他问西里龙夫，是个什么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里龙夫的，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老子不认账，便断然回答道：“不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说。
“是吗？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同盟社”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抱歉地一笑：
“不认识。”
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会说日本话，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再看这“小把戏”的神态，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老把戏”，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再看他对我的神气，俨然是个在社会上、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的“老职员”。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动，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人们会告诉他，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约他私谈，说他见过西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然后相机行事，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现在这个看似“小把戏”而行动神态又像“老把戏”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楼里任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奇怪！
他哪里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把戏”也罢，“老把戏”也罢，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而且给南京、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
在他脑际，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共党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从是个“小把戏”分析，共党不会使用“嘴上没毛”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从是个“老把戏”判断，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把戏”，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那可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
在他的想像里，这个传递信息的联络员，当是个风流调傥的文人、上层人物，类似活动在军政要人间的说客式的人物，譬如陈恭澍。“你是日本人吗？”张明达突然问他。“不，中国人。”林得山笑一笑。“哪里人？”“哎，上海。”“在哪里供职？”“赋闲，在家。”“住在上海？”“在上海。”“你的口音根本不是上海人。”“噢？你听我是哪里人？”“不知道。到南京？”“到南京。”“会朋友？”“会朋友。‘同盟社，西里龙夫是我的好朋友。”这时，日本兵突然用日本话向他们低声呵斥：“喂，要讲日本话！”“喔，可以。”于是张明达便用日本话盘诘起林得山来，问他上过几年学？干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怎样结识的西里龙夫？此去找他要办什么事？可熟悉南京的街道？最后突然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日本话？林得山既要回答他的攀谈，又要使身旁的日本兵听不出他有什么漏洞，真是穷于应付，本来天就热，累得满头汗。
张明达渐渐品出味来：此人没有起码的中国文化，对上海街道很不熟悉，中国话说的倒是可以，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有南腔北调的影子。他断定，这是个日本浪人，或许确实认识西里龙夫，但是绝不是和西里同一个档次的人。
车到镇江站，他收拾好公文包，对日本兵和林得山点头起身：“我该去办事了。”
和镇江分社来接站的办了交接。他又背着大公文包回到了原地，在日本兵和林得山对面坐下，大大方方找话题和林得山攀谈，可是林得山却好像很勉强地和他答话。
到了南京站，他们和日本兵道了别。出得站来，张明达本来可坐“中联社”来接站的一辆小摩托；但是今天小摩托没有来，只得依照惯例，同林得山一道，上了公共汽车；过捐江门进城时，要受军警严格检查，张明达想看看这个浪人怎么对待检查，却见他手里拿着通行证，一晃就让通过了，令他顿生怀疑。
当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见李得森，把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可疑的人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老李听了，并提出个人意见：应该立即通知陈一峰，提防这个人，弄清他的面目，研究对策。
李得森优虑地说：“敌人已经行动了！”
张明达着急地说：“我们应该有整体措施。”
李得森轻声问道：“见到程和生没有？”
张明达也轻声回答：“还没有。”
“怎么回事啊？！”李得森愁容满面，不安地走动着。。
两个“特高”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秘密押回东京警视厅，先把他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叫卫兵守着。他们便到最高司法警察官办公室向高桥兴助报告。
高桥像接待远方客人那样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送烟敬茶，然后高兴地说：
“多多辛苦了！遇到不少麻烦吧？”
“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嘿！”松本一肚子气恼，而对上司，极力隐忍着。
“怎么？身为帝国最高警视厅的特派警官，肩负着内阁首相赋予的神圣使命，谁敢不予合作？你们倒说说看。”
松本见高桥如此口气，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上海所碰到的种种不如意的事倒了出来。譬如：他们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他们硬说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虽经三番五次说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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