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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疯狂-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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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忘带上自己心爱的天魔舞队,“毡车尽载天魔法,唯有莺衔御苑花”,继续“大喜乐”去了。   
  丢江山逃亡漠北(1)   
  元顺帝躲在宫中,一面大作木工活,一面大练双修法,倒也逍遥自在。可此时宫外的情况却是非常不妙,元室内部斗争加剧,各地民变风起云涌,元代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当时民间流行着一支曲子,就把这种危机唱了出来: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自从元顺帝登基以来,当权的臣子换过了好几个。先是伯颜,此人专政自恣,肆行贪暴,天下贡赋多入其家,省、台、院官多出其门下,而且还是个标准的“民族歧视者”。元代立国,本来就按征服的顺序把天下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这个伯颜还要更进一步,当时南方有民变,他就劝皇帝把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统统杀光。还好元顺帝还算正常,没听他的。他权势熏天,每次出巡都旌旗蔽日,侍从填满了街衢,而顺帝的车驾仪卫却少得可怜,弄得反而像他的跟班。顺帝对此自然心中不爽,便谋划对付他。最后在伯颜的侄子脱脱帮助下,终于把伯颜赶出了朝廷,后来伯颜死于贬途。 
  伯颜死了,他的侄子脱脱开始掌权。他倒不像他的伯父那样专横跋扈,是个很贤明的人,也很有才干,在位期间废除伯颜旧政,昭雪诸王冤狱,恢复科举,还主持修定了二十四史中的宋、辽、金三史,一时被誉为“贤相”。但这些政策虽然受到了汉族士人的欢迎,却不免触犯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最后,脱脱被蒙古内部的反对势力弄得焦头烂额,只好罢相而去。后来,顺帝身边实在没有什么能干的人,才又把他找来收拾烂摊子。只是脱脱虽然才干过人,却无奈“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时元朝的统治已是积弊重重,回天乏力了。于是他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和黄河水患问题,便不得不使出自杀性政策来,这也就是那支小曲所唱的“开河、变钞祸根源”了。 
  为了应对顺帝时的财政匮乏,脱脱开始了对钞法的改革,加量印制“至正宝钞”,替代早已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即所谓的“钞买钞”。钞即纸币,最早出现于北宋,叫做“交子”,开始只是流行于民间,后来朝廷发现获利很大,就改为官营。但发行纸币是需要有保证金的,必须要以铜钱或银绢之类的为本,否则一张薄纸不值一文,无人敢用,也就流通不起来了。这一点,在政府运作正常的时候还能得到保证,所以纸币的流行也问题不大。但是,一旦政府财政出点状况,发生紧张,就都开始打这纸币本金的主意,觉得以皇帝大人的一纸命令,小民还有不敢遵从的,于是大肆加大纸币的发行量,做起“无本买卖”来。其奈皇帝大人的命令虽然厉害,可却拗不过市场规律,滥发纸币的结果就是纸币急速贬值,经济秩序完全破坏,最后整个财政崩溃了事。自北宋开始使用纸币以来,南宋和金朝的灭亡,都和滥发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大有关系。以脱脱的见识才干,再加上他还主修过宋金两朝的国史,不会不明白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是迫于严峻的财政形势,也不得不采用这样饮鸩止渴的政策。至正十二年(1352年),印造至正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至正十五年(1355年),印造至正交钞多至六百万锭。京师用料钞十锭,不能换一斗粟,交钞散满人间,人民不愿使用,视如废纸,郡县贸易,甚至以物易物。元代钞法,至此大坏。 
  当时黄河决口已经有好几年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脱脱复相之后,便召集群臣商议治河事宜,决定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黄河复归故道。其费用便从从发行的新钞中取来。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政府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庐州等戍卒2万人供役。从四月间开工,到十一月完工,黄河恢复故道。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朝廷修黄河的经费经过那些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能够发到民工头上的已经少之又少,更何况还是不值一文的新钞。而且,为了赶工期,在短时间内发动了近20万民工,不惜加倍役使,使得民工死伤众多,哀号遍野,群情激愤。那时民间流行“白莲教”,由韩山童开创,宣扬弥勒佛降世就会给人间带来光明。所谓“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民工中也有不少白莲教徒。韩山童的弟子刘福通命他的教徒预先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民夫开河道时,掘出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远近轰动了。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民工都集结在刘福通之下,成为起义军的主力,因为他们头裹红巾,就被叫做“红巾军”。 
  红巾军首倡义帜,各地起义军也纷纷兴起。元朝政府手忙脚乱地派人镇压,无奈按下葫芦浮起瓢,才镇压下一处,别处又起来了。天下一时大乱。到了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领导的一支农民军攻下高邮,引起了元廷一阵恐慌。高邮是大运河的枢纽,被张士诚占领就意味着断绝了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等于掐住了元政府的脖子。于是,这一年的九月,脱脱受诏总制诸王诸省军,一切政令,便宜从事,又调来西域、西番各族军助战,号称百万,四面环攻,围困高邮。张士诚军被困三月,军中已在议论投降,眼看脱脱就要取得胜利,这时元顺帝却突然下了一道诏旨,把他罢免了,从而使整个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又与朝中的权力斗争有关。脱脱很看不上顺帝身边那个佞臣哈麻,哈麻便在顺帝前面说他的坏话。再加上皇后奇氏曾与与哈麻合谋,想立奇氏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太子,遭到脱脱的反对,奇后母子就对脱脱深为忌恨。脱脱出师高邮,奇后母子与哈麻指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连上三章。于是顺帝下诏削去脱脱官爵,第二年,又诏命脱脱流放云南,也先帖木儿流放四川。哈麻遣使用药酒害死脱脱,代理丞相。 
  脱脱军原来是从各地调集而来,闻诏纷纷散去。无所投附的军士,倒戈加入红巾军,元军迅速瓦解。高邮之战,不仅是张士诚转败为胜的关键,也是全国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脱脱是元朝的顶梁柱,他一死腐败的元王朝更加没有力量挽救危亡。起义的百姓如火如荼,遍布中原,元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 
  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不把元朝军队放在眼里,开始互相厮杀。终于,在各路义军中,朱元璋成为最后的赢家。在消灭整合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各路兵马之后,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王朝,并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下令麾下大将徐达发动北伐。同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明军在徐达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一直打到了通州。 
  面对危机形势,群臣向顺帝建议死守大都以待援军,但顺帝哪里肯听,他说:“我绝不重蹈北宋徽钦二帝的覆辙。”便于七月二十八日夜,与太子、诸妃仓皇逃出健德门,北奔上都,又回到了祖先成吉思汗的茫茫草原。不过他的好运气又帮了他一回,他逃得正是时候,八月初二,徐达军攻入大都,顺帝留下的监国王爷贴木尔不花被处死,元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元顺帝逃回了漠北,朱元璋认为他把大都让得如此痛快,可谓“克顺天命”,就给了他一个“顺帝”的谥号。可这位顺帝在漠北还使用他的大元国号,继续作大元的皇帝,史称北元。顺帝做了两年北元皇帝后病死,元人给他上庙号为元惠宗。     
  明武宗朱厚照   
  模范皇帝的独生子(1)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十八日,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岁,改第二年年号为“正德”。 
  比起一些皇帝充满阴谋与杀戮的登基过程来说,朱厚照的即位实在是顺利得平淡无奇,但这也说明他十分的幸运。他是明孝宗唯一的儿子,为张皇后所生,既是嫡子,又是长子,所以既没有经受宫廷之外形形色色事变的惊扰,也没有遇到来自宫内争权夺位的摧残和腐蚀,会理所当然地在父亲死后登上皇位。因此明孝宗在弥留之际吩咐遗言的时候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强调皇太子好逸乐,请诸位大臣一定要在这方面多多管教。 
  明孝宗当时悲伤的顾命大臣可能并没有太把这话放在心上,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的皇太子绝对会成为一位圣君。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居然会在以后十五年的岁月里,把大明朝搅得乱七八糟,使他自己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能恶作剧的皇帝。而他的年号还偏偏叫“正德”,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对于这种巨大的反差,群臣一定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朱厚照的父亲孝宗是一个模范的皇帝,他远离奸佞——刚刚即位就把宪宗朝那些靠进献房中术得宠的万安之流赶了出去;勤于朝政——每天的早朝就不用说了,还恢复了午朝,此外,又开辟了文华殿议政,以便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留心治道——恢复了经筵侍讲制度。此外,他对朝臣也非常尊重,不少明朝皇帝很喜欢的廷杖,他一次也没有用过。所以,在他统治的十八年里,政治清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总之,没有什么大事值得记下来,历史在这里可以轻松地翻过。 
  这并不是贬词,事实上,明孝宗完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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