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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的历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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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于行骗的打击也是软弱无力的。 2．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倾轧的残酷性，也是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吏卒、小民行骗的现实条件。 在前文已列举的不少君王行骗、将相行骗的例证，大抵而言，开国君王莫不机敏自谋，善于在收买人心，策反敌将、行兵讲武、用人治国方面施行骗术。君王起事之际，善于行骗，而一旦登临大统，为了永固王位，使到手的江山不至于“易为他姓”，君王也必须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屡施骗术，比如使臣僚争宠、互相监督、安插密探、势力平衡等等，都是君王惯用的“招数”。将相臣僚为了免于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在政治倾轧中更须时时清醒，虽然他们“饱读圣贤书”，但是圣贤的主张毕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残酷的政治“绞肉机”面前，他们不得不屡施骗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他人，虽然他们口头上仍不忘时时提及“往昔先贤”。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骗术高明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宠儿”，真正浸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其实是群体意义上的受骗者。 3．文化内部相反相成的运动规律，促成了骗子文化的时衰时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文化哲学上讲的相反相成，便是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律。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文化内部的矛盾。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诚正和合”的负面，必然有另一支相反属性的文化。正面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明清社会生活中的骗术种类繁多，行骗活动涉及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与明清统治者过分讲求所谓的“王道治国”，“以儒治国”，过分推崇《四书五经》不无关系。骗子文化是对正统文化的反动，其昌盛期正是正统文化走向鼎盛、烂熟之际。 4．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骗子往往被认同为与官僚、富人作对并取得了胜利的形象，因此对骗子文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害最深、生活最为艰难的群体是广大农民阶层，他们的痛苦与冤屈无处诉说，于是在民间文化中消解痛苦与冤屈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迄今仍在民间流传的阿凡提、贱三爷等人物故事中，其主人公往往是聪明的、智慧的、善于与坏人作斗争并能取得胜利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与正统文化相对应，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具备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民间文化的“非官方”、“非正统”的立场，民间文化的“反抗威压”、“官逼民反”的心理暗示力决定了所有“民间英雄”都具有善于愚弄官府、欺骗朝廷命官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官府、富人看来是“惯骗”、是“巨猾”骗子的人物群体，往往在民间被视为智慧与勇敢的化身。这样，中国的民间文化便对骗子文化体现了相当的包容性。
第二章 传统骗术文化分析（2）
5．骗子往往利用了人性贪婪的弱点和人类思维的“想当然”的惯性特征行骗。 在前文列举的数例中，普通人总想贪图小便宜，贪财贪色的弱点一旦被骗子利用以后，结果往往是因小失大，贪色失财乃至送掉了卿卿性命。在“假马脱缎”、“啮耳讼师”等骗例中，骗子则是利用了人类思维的“想当然”的惯性特征，缎店老板心想骗子的“马与伙俱在”，心安理得地让骗子抱走了好缎；法官判儿子无罪的理由是“人耳不可自啮”，也是思维惯性所致。所以说，只需人们仍然存在贪图小利的心理，只要人们的思维仍然存在“想当然”的误区，骗子行骗便仍然能够成功。 6．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贫穷，也是骗子大量涌现的原因之一。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西汉晁错也说：“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晋刘颂说：“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 司马光说：“贫民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饥谨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由上列论述可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乏见微知著者，他们对贫穷与“盗贼”关系的论述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是他们指出了贫穷是产生“盗贼”的原因之一，却是持论公允的。在前文已经列举的社会生活中的行骗行为，绝大多数的骗子出身都很卑微贫穷，可见贫穷是骗子大量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骗子文化对整体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或者说骗子文化在整体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骗子文化是中国负面文化的组成部分。整体中国文化的运动、发展、演变、前行，其机制是各个子文化共同切割、斗争，是矛盾的各方共同运动的合力结果。作为与主流文化迥异其趣的处在矛盾对立面的骗子文化，其演进、发展都是与时共进的，可以说，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主流、正统文化的面貌，往往决定了该时代、该地域的骗子文化的面貌与特征。古代中国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骗术往往在战争、政治、祭祀、祈天等活动中展开。主流、正统文化讲求“和谐诚实”，骗子文化则追崇“以诈谋人”。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愈到后来礼制愈加苛刻，至明清时代则世风近于古板刻薄，这时，与之相对的骗子文化便呈现出反礼教、反名教的特征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毁坏名教”、“伤天害理”、“内闱不密”等等骗局来。可以说，骗子文化是与正统文化相反的一种客观存在。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它们的推动。黑格尔和恩格斯一再肯定，恶、贪欲、私欲、情欲等等，恰恰是历史发展的推进器，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杠杆。王船山也从秦始皇、曹操的活动中得出了一种结论，“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可见，负面的、看似消极的文化因素有时也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其次，骗子文化在悠远的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自身也经历了萌芽、成熟的发展期，骗子文化具备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运行机制。正史中对皇权之争、臣僚权力之争、立嫡立庶之争、外交谋略等多有隐晦，总是遮遮掩掩让人难以看见“庐山真面目”，而真正历史上的成功者，莫不精谙此术。骗术的取得，既有“师佐”的耳提面命，也有自身通过“苦读圣贤书”的途径悟出来的，更有在政治实践中刀光剑影地体认出来的。某一类型的骗术，还必须有“师授徒受”的特殊方式，且不授外人。顾公燮在《丹午笔记·乔姓美男子》中记载，清代雍正年间，苏州有一名姓乔美男子，留了长长的头发，脸上身上点翠穿珠，自物乔姑娘，出入闺阁，乘机奸淫妇女，最后欲强奸某官员夫人时才被发现。这种“人妖”术一般是秘密传授的。冯梦龙的《三言》中亦多有记载。而一般骗术则在骗子群体中广为流传，这种传播、交流的方式呈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特征。从历时性而言，某种骗术代代相传，虽随时代不同骗术的某一局部、道具、言语、藉口不同，但其行骗模式大体一致，并无多大改变。从共时性而言，某种骗术在某一时段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前者，如明、清乃至近代社会的多数骗局，模式、结果大多一致；后者，如见于不同版本的明清笔记小说中的骗术记载，时异地发生的同样的骗局中，也有高下智愚的分别，是共时性骗局的特有状貌。 再次，从骗术文化的整体面貌上讲，其文化性质是负面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又有两种演进方向：一种是趋于善的、好的一面；另一种是趋于恶的、坏的一面。从文化功能角度讲，骗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具体地看，历史上的行骗主体既有圣贤明哲，也有无耻小人；既有行止高洁颇有清誉的正面人物，也有遗臭万年举止不端的反面人物。抽象地评论骗术，无所谓好恶。例如，当大敌当前国有累卵之危时，一个智者略施骗术便可敌于千里之外的举措能说就是卑鄙无耻吗？同样，为了自身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不惜卖师杀友欺世骗名的行为肯定就是无耻小人了。因此，骗术不具有伦理意义，它是一种智谋，是一把“双刃刀”，能做好事也能干坏事，能对历史起到推动的作用也能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对骗子文化的体认应该深入到行骗主体、环境、结果、影响等方方面面之中去，惟其如此，才能对骗子文化及其与整体文化的关系作出较为明晰的、科学的评估。
第三章 近代骗术种类繁多的行骗术…赌骗
骗术由来已久，可上溯原始洪荒时代的占卜和巫术。在不同 历史时报。近代以降，国门大开，道统失范，人心浮躁，骗子丛生。骗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人注目。 一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 近代中国社会中流行的骗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史无前例。一言以蔽之，泛滥成灾、祸国殃民。撮其要者，概有如下几种： 1．赌骗 所谓赌骗，是指设赌局诓骗钱财。这是非常流行的一种骗术，受骗者大多是迷恋赌博、幻想靠赌博发财的瘾君子。骗子正是抓住赌徒以小赢大的侥幸心态，诱使赌徒上钩，在浑然不觉中堕其骗术之中，亏赔钱财。 联手骗财是赌骗行家惯用的手法。具体办法是：几个赌徒事先串通一气，讲好作弊的规矩，届时依计而行。如嘴上说“吃”、“碰”、“杠”，就代表“条”、“万”、“筒”。说“摸”，是指“一四七”；说“快”，是指“二五八”；说“快点摸”，是指“三六九”。言者似乎无心，听者确实有意，只有受骗者稀里糊涂，蒙在鼓里。骗子或者用特定的手姿、表情暗送“情报”，相互对牌，使受骗者难以成局，只有输钱的份儿。骗子将赌具作假，也是赌骗的常规技法。例如，把一颗骰子掏空，灌入水银或嵌入金属。当骰子掷出后旋转未停之时，骗子眼明手快，看准是自己需要的点子，立即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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