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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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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无论文明、文化、教育……怎样努力地褪去人身上的兽性，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人性中的恶就会汹涌而出。只有当恶也厌倦了自己，整个社会才会重归于秩序。在这个前提下，“文革”提供了机会，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参与其中，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理由。
当一个人经历了诸多人事，存储了知识阅历，也难免陷于纷繁与杂乱中，此时，老人的一两句话，便会使整个局面瞬间清晰起来，如拨开云雾见太阳，离真实更接近。《和老人聊天》便是这样的境界。李辉在自序中言：“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可是，其中透露的，却是在正襟危坐之外散落于民间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便补充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种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是细水长流的状态，不喧哗，也不大会引人注目。可是，当积累达到一定深度，不啻于另一种历史面目的呈现。而且因为随意和日常，也许竞比正史更逼真。
它的新鲜感还在于，在“聊天”双方熟悉的情况下，谈话的含金量、彼此的坦率程度、被访者的个性……在其中一一显露得十分清晰。即便是一般访问关系，那些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冰心谈巴金便有趣。他们是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谈到《随想录》，冰心说：“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嗦？”后面那句话在读者完全是意外之语，却见性见情的亲切。萧乾是老朋友都津津乐道的，而且也往往会谈起他的几次婚姻，有的不作评价，有的则明确表示不以为然。因为是随意的聊天，便能感受到现场的语气、态度等微妙的东西。给你一种现场感，置身其中去体会、揣摩，是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样的阅读，很轻松，就像李辉在多种场合表述的那样，他所喜欢的行文方式，是带些资料性，又带些学术性，使一般的知识青年都会产生了解的兴趣。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学术的严谨，而将太多的年轻人挡在历史的外面。在这本书里，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可能会从中读到一些趣味、智性和岁月的片断；研究历史的，则能从中找到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甚至能获得连访谈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内容呢。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27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9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读杜高先生《又见昨天》
刘扬体
这真是一本奇书：
追溯历史的沙尘暴，用的不是常见史料；而是魅影般跟随著者长达二十四年又奇迹般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杜高档案》（这档案曾被人宣称早已“付之一炬”）；1998年却奇迹般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幸被青年学者李辉及时购得，并撰文刊布于世；
它不像是史书：只解剖腥风血雨中被践踏被凌辱的作者自己，只忍痛裸露与之命运相关而同样被戕害乃至被冤殁的灵魂；
但它又确确凿凿是史书；而且是极其难得的信史：本书既以档案为经，又以释文为纬，滴血的笔只扼要勾画档案所载苦难的轮廓，所以行文极其简省；作者面对的是不堪回首的炼狱般的非人生活，而其叙述的口吻却是那样平静，甚至近乎冷峻，所以毫无夸大之词；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所有附录档案及相关引文；为保持原貌，均不做文字加工”（见该书第14页尾注：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均引自原书），——没有任何掩饰。
毫无疑问，这是经过历史检验——以尘封的档案和作者被毁损了的青春岁月为证，充满历史可信性和文献价值的真实感，足可发人深省的好书。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杜高个人劫后余生的历史，而是整整一代人都曾耳闻目睹过，亲历身受过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椎心的剧痛。
这样的书，让人读时欲哭无泪，心灵战栗，读后回肠九转，百感交集。它的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识者，杜高兄并未因昨日环境的狰狞、人性的异化和命运的残酷，而失去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所以他能以俯瞰的态度审视历史发生过的巨大疯狂，将沉痛的笔墨完全融入大悲大恸之后的剀切陈述之中，以严格自审的眼光痛切揭露自身的精神伤痂，捧出血染的心香来遥祭那许多惨遭不幸的英灵。有比较才有鉴别。当前许多史书可信度极差，除有意隐瞒歪曲者外，出于种种原因而为“尊者贤者”讳，而误植、粉饰、掩盖史实的比比皆是，历史意识不正确——认为历史可以任意包装、可以建立在连篇累牍的谎言之上的更不乏其人。本书先有原始档案，后有作者“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书中所述一切，不仅可信可稽，更有劫后作者自身的人格信念为后盾。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此书风格之质朴与历史所要求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袒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立，从中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勇气和心胸的宽阔；再读此书时，我的内心不只欲哭无泪而是顿生畏惧，我从中看到的似乎不仅是作者充满期待的眼光，还有昨天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的信息。我畏惧的是，当书中所述及的那些名闻遐迩的民族英才被剥夺了自由；当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曾水帆们，这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堪称民族脊梁的正直生命负屈含冤殒于非命；当徐光霄、陈克寒、刘芝明等一大批曾身居高位奉行过极左路线、却又未能躲过路线斗争的反噬，相继惨死于“文革”时，我应否想一想那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粒沙一滴水，我可以因此而原谅摇旗呐喊过、彷徨悲伤过、愤懑困惑过、怒发冲冠过的自己，但历史，我们民族精神理性的历史，能轻易原谅我们对自己的原谅吗？坦率讲，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淡忘过去，有人回避遮饰昨天，有人掩耳盗铃总想埋葬人们对昨天的记忆，更可畏惧的是，我们对下一代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胡风、冯雪峰是谁？谁是路翎、吴祖光？”“为什么拿了两个没人吃的窝头，就要没完没了的挨斗？”不用过多少年，《又见昨天》就会成为一些年轻人无法读懂的书。是的，不知者不应被责怪，但若让这类无知成了见惯不惊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如今盛行的崇皇热与奢靡风，其实正是一面可资对照的多棱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除了照见历史的遗绪和时尚的浮华外，是否也照见了某种精神的萎缩和骨气的贬值呢？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读《又见昨天》，我感受到了作者内敛的热忱，掩卷之余，我又深为我们常常将不该忘却的事随意遗忘而倍感忧虑。我不担心这本书没有读者，但却担心读者的隔膜，尤其担心人们对昨天的健忘，纸醉金迷，乐不思昔。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30节 谢泳《杂书过眼录》的启示
智效民
谢泳新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涉及到的书确实很杂。其中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有中小学教材和升学考试指南，有各种年鉴、中英文词典，有大学图书馆和文化名人藏书目录，有老北大展览说明书、清华大学职员薪俸册，还有中华书局股东会议记录、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以及高粱酒的酿造……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书大多是在太原市旧书市场淘来的。这个市场我也常去，其中不少书我都见过，因为与我的“专业”相距甚远，便只是翻翻而已，有的连看都不看。后来发现谢泳不仅把它们买下，居然还有了很大的收获。
我认识谢泳，是从读他的处女作《禁锢下的呐喊》开始的。这是一本自费印刷的小册子，书的主题是当代报告文学评述，但是他却用大量篇幅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据说这本书只印了二三百册，是赠送朋友的。十多年前，我和他还不认识，就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这本书。当时的感觉很过瘾，也有些震惊。我没想到，在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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