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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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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如此的用心良苦值得肯定，但是，过多的刻意也会损害小说本身的感染力。
但王安忆那般“舍近求远”，不仅仅是通过改变叙述对象来突破自己，同时也在寻找一种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人性内部，并不受地域限制，然而在王安忆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它往往被忽略甚至丢失，而在水乡安宁的生活中，在贫穷的棚户区居民身上，却自然地保留着。比如舅舅舅妈“请奶奶看戏”的热情和热闹，残疾青年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平静生活（《富萍》），李老师一家八口“杂沓而热闹”的共同生活，镇上青年争讲故事的昂然生趣（《上种红菱下种藕》）。也许正是那种淳朴、充沛的生命元气，吸引了王安忆，让她在看透大上海的热闹和落寞之后，做起了一个单纯的梦。
当然，王安忆始终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桃之夭夭》的场景又回到了上海市井，然而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那条“抛物线”赋予了王安忆一种全新的内在精神，她的笔触多了一点温暖和欢喜，她的描述更加日常、更加生活化，而她的人物也充满了积极、光明的人生态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桃之夭夭》的完成，才是一次真正的嬗变和突破。故事虽然简单，意义却很深远。王安忆在谈到《富萍》里的主要人物“奶奶”时曾说：“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据钟红明采访稿《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发表于2000年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写《富萍》的时候，王安忆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更“本质”的上海，她首先想到了那些边缘人群，但奶奶或者富萍显然还不能完全代表上海。《桃之夭夭》的诞生才真正实现了一个真实的上海：它虽然有一个“传奇”的开端，却终于归于平常。“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这说的既是郁晓秋，也是上海平常人家的生活，进一步说，它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我们虽然读着上海的生活，感受到的却是普遍的人性的力量和美。这种力量和美，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从乡村、边疆去寻找，王安忆也一样，她曾把目光对准了乡村、小镇，但最后，她还是反观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反观我们以为最冷漠的城市，把它准确地挖掘了出来，她的叙述那么真实、自然、亲切，让我们相信，《桃之夭夭》是记忆和经验里的上海。
能够把一直生活其中的城市写出全新的气质来，再一次证明了王安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而创作上的“背离—回归”，显示出她不断探索和超越的自我要求。在对现实生活作了冷静深入的描绘和批判后，王安忆又转向对美好人性的挖掘和赞美，在当代小说（尤其是城市小说）中，《桃之夭夭》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都将是非常重要的。
（原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第一部分 长篇关注第8节 漫游人生的精神苦旅
漫游人生的精神苦旅——读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
李红真
徐星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只有10多万字，却耗时多年。从发表于80年代的第一部算起，写作的跨度长达20年。但是基本的人文主旨却没有变化。这就是对于社会公正的诉求，对于文明的质疑与反抗，对于真情的渴望与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漫游的形式组织起来、前后呼应、文气贯通，丝毫没有因为写作时间的间断而影响到叙述的连续性。不仅主要的人物从始至终都保持了反文化的流浪汉姿态，而且低调的叙述语言和智慧的哲理思辨充满了反讽的幽默感觉。成功地逃离了各种文明的话语陷阱之后的喜悦，和面对生命价值的虚无感，相反相成地推动着故事的讲述。而人生值得珍重的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使徒劳的生命之旅满怀欢欣。因此，尽管他被人们赋予各种命名，但却不是一个悲观恨世的人。故事层面的写实笔法和思想层面的怀疑精神，通过深度的心理体验，诉诸于充分个性化的语言，使得整部作品浑然天成。
主人公的足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亚洲到欧洲，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和文明的各个角落，单纯而犀利的目光在各种话语的缝隙中洞察着历史的残酷和人性的荒谬。时间的跨度则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概括了一代人成长的过程。这使这部以漫游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具有了成长的意义。而作者对于各种文化规范的审视与嘲弄，则是一种反成人札的结构方式。正是这一点使这部小说获得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
徐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世界，个体的生存是他基本的视角。无论是从童年到青年本土生存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的压抑，还是成年以后在域外的感受，都借助于个体生命基本处境的描述，成功地完成对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解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看似冲突的话语系统之间发现了同构的关系。无论是东西方社会都存在的阶级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还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状况所基于的共同的仇恨内趋力，都揭示了文明的缺陷与人性的黑暗。还有战争的正义性，伟大人物的历史功过，普通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些生动地揭示了历史的荒谬、社会的荒谬和人性的荒谬，因而超越了种族与文化，也突破了东西方的两项对立。这就使主人公的漫游，具有了寻找的普遍哲学意味，而夹叙夹议的演述方式，也使第一人称的叙事人带有了玩世的智者特征。
这个无所认同的怀疑主义者，象征着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精神归属的民族尴尬的文化处境。他渴望在传统思想中找到归宿，但是一无所获。于是有了在进藏的途中，对于神佛的嘲弄；在藏北高原经历心理死亡时，对于庄子的辩难。而结构全篇的两个主人公近似于同性恋的友谊，除了可以看到从《堂·吉可德》到《哈克·贝思流浪记》的原型之外，也更多地传达出乌托邦式的理想。尽管最终以死亡消解，主人公陷入巨大的孤独感中，但是情感的深度震撼，却张扬了一种永恒的人性理想。
徐星对于文化的种种怀疑，都是基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他以传奇的故事揭示世界不可理喻的残酷，以反讽的基本态度完成对于故事的讲述。将两者骨肉相连的血脉则是顽童式的感觉，展示出最为个性化的徐星风格，而区别于同一理想背景中的其他叙述。首先是对于身体的感觉，这是他自我意识生长的起点，两个主人公都骨瘦如柴。其次，则是对于浑朴的自然的感觉，这是他自我意识的外延，诸如对于西藏高原空气和天空的赞美。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城市，则在由点到面的联想扫描之下获得不同的质感。他把站在高楼上俯视的大片灰色平房的屋顶想像成沼泽，而在夏日傍晚聚集在一起乘凉的人群比喻为蠕动着糜集在一起的微生物。称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平房是城市的溃疡，而对它们的拆除则是强行剥夺记忆。残留的小胡同则是城市的肠子，印证着豪华之下的糜烂。他把西方现代工厂中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比喻为不知是什么庞大动物的大肠，把自己所处的尽头比喻为屁眼。他从大自然中归来时见到的西方大城市，是一堆没有生命的几何体。这样的想像力中，包含着以生命为本的人文理想，也蕴含着对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方式的情感疏离。这使他的思索得以穿越阶级、社会。
（原载《书摘》2004年第11期）
第一部分 长篇关注第9节 分裂不可弥合—读《万物花开》
南帆
《万物花开》的前言就是一句话：“无论如何，我就是大头。”我更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有些奇怪的小说。
大头是《万物花开》之中的主人公，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他在一百多页的小说里逛来逛去，最终逛进了监狱。很久以前，大头这个位置上通常呆着一个不无神经质的女人。古怪，神秘，魅惑；窗帘背后传来一阵阵尖叫、呻吟和呼喊。现在，林白把这个女人支开了。“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林白擅长种种妙喻，她把那些古怪的女人比拟为阳光之下蒸发的水汽，这的确颇为传神。人们立即明白，《万物花开》不同寻常。那些女人走了，大头来了。
那一批女人做了些什么？《一个人的战争》。独自在房间里。《说吧，房间》。古古怪怪的梦。飞翔。《守望空心岁月》或者《致命的飞翔》。城市里曲曲折折的街道和某一扇谜一样的大门。或许有一条马路通向郊外，但那里是地下河进入冥界的入口。总之，逼仄的空间，神秘的声音，不明的惊恐或者血腥的对决，任何时刻都存有一种紧张。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或者一个风度优雅的女人，她们无一例外地向男性背过脸去——她们宁可凝视镜子里的另一个自我。男性中心的文化氛围之中，女人的形象警觉地绷得紧紧的。
然而，《万物花开》到来了。一根无形的弦突然松弛了下来。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是“游荡”——“游荡”的脚步声也适合于形容回响在小说内部的不紧不慢的节拍。大部分事情发生于乡村野地，浓郁的油菜花气味冲淡了迫不及待的心情。大头是一个脑子长瘤的男孩，朝不保夕；于是，他可以坦然地徘徊在功名利禄的枷锁之外。简言之，大头是一个不被现代社会所接纳的局外人。他眼里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紧迫的事情。大头居住的地方称作王榨村。这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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