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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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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河本大作奉关东军统帅部之命，策划了镇压西安炭矿、接收该矿的活动。西安炭矿是张学良以前经营的，当地人民反日气氛强烈，河本大作到西安县后，以残酷镇压、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等手段，收买了西安县警察局长戴东潇等汉奸，镇压了西安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控制了西安炭矿。随后，河本大作当上了西安炭矿总办，开始了对西安炭矿的残酷剥削。
1932年11月至1936年10月，河本大作作为“满铁”理事，“接受关东军的旨意，服务于统治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业务”，通过各种手段谋划强占了包括抚顺煤矿在内的东北六大矿山。在兼任“满铁”经济调查会长期间，他利用下属的总务、政治、产业、金融、经济5个部门及庞大的特务情报网，刺探东北地区的资源情报，为关东军的侵略提供支持，实现他为“大日本帝国之强大”服务的目的。
从1934年10月开始，河本大作担任“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加紧掠夺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凭借武力压迫从中国民族资本家手中以低价收买或霸占的方式，垄断了10余座矿山，几乎占有和控制了东北地区煤矿200亿吨的储量。
除了强占矿山以外，河本大作为了掠夺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实行了野蛮残暴的“要煤不要人，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办法。只要多产煤，根本不顾中国矿工的死活，致使煤矿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仅1939年，抚顺煤矿就伤亡矿工10190名，平均7名矿工中就有1人死亡。
日本侵略者强征大批中国人去做苦工山西是中国煤矿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为了更加有效高速地掠夺山西包括煤炭在内的丰富资源，解决国内因为扩大战争而导致的物资的严重紧缺，日本政府特意任命在东北工作颇有“成效”的河本大作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上任后，按照他在东北剥削的老一套，首先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确立了经营宗旨：“本会社不是营利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增加生产，以贡献于东亚战争。”
按照这种经营宗盾，河本大作不断扩大“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规模，以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除了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军需外，还将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国内。河本大作任职期间，该会社的工厂数量从36个增加到42个，资金也由3000万日元猛增到8000万日元。
如此大规模的开采和掠夺资源，导致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河本大作一方面勾结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日本顾问，强制征用山西省19…21岁的青壮劳力。这些人都被押往“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工厂和矿山，在皮鞭和刺刀的威逼下，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没日没夜地劳作。
就是这样也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欲，河本大作还以招收民工为名，欺骗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农民到山西的煤矿和铁矿做工。这些贫苦农民被强迫进行长时间的禁闭劳动，在十分恶劣的劳动条件与生产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大批的中国矿工被迫害致死。仅大同煤矿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致死的中国矿工就有6万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却不甘于如此失败，他转而投向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内战。如此作恶多端的一个侵略战犯，等待他的将不会是什么“好果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的“大日本帝国共荣”的奢梦却还没有醒。他一方面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资产全部移交给阎锡山，一方面唆使日本山西派遣军只向阎锡山的军队缴械，而不要向八路军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河本大作又与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相互勾结，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组织一部分尚残留在山西的日军官兵加入国民党第二战区作战部署，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直接参加中国内战。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4月29日，太原解放，太原市公安局迅速逮捕了参加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革命内战战犯河本大作。曾经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残酷压榨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的河本大作，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1955年8月25日，河本大作病死于太原战犯监狱，由此结束了其侵略中国、恶贯满盈的一生。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1）
中国二期北伐战争期间，酒井隆在济南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而利用“河北事件”压迫国民党政府，不战而取华北，则是他开始的另一项阴谋
酒井隆，1887年出生于日本广岛县。1908年5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科毕业，成为一名少尉军官。几年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一步深造，并于1916年12月从陆大第20期步兵科毕业。酒井隆是一名生性残忍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吹和积极推行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政策。
在青岛登陆准备进犯济南的日军从陆大毕业后的酒井，急不可待地请命前往中国，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被派赴日本驻华使馆任副武官，随后调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在济南期间，酒井隆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
1928年春，蒋介石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部军阀，举行二期北伐，北上攻击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庇护而起家的，日本人希望通过扶植张作霖而牢牢控制住中国东北，因而，当然不想北伐军北上彻底消灭奉系张作霖了。
1928年4月，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酒井隆此时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
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5月1日，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日军不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还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
5月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酒井隆在5月3日致电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说：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中，请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酒井就这样一手制造事端，一手叫嚣“采取断然”措施来对付北伐军的“进犯”。
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当天下午，酒井隆指使第六师团进行报复。第六师团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济南城内稠密居民区和北伐军的驻防地，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当晚11时，酒井隆还指使数十名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剪断电话线，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捆绑起来，并极其残忍地先将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割剜下来，然后用机枪将蔡公时等18人全部杀害。
被残忍杀害的蔡公时惨案发生后，酒井隆故意歪曲事实，谎称是中国军队率先挑衅的，并且请求日本政府增兵山东。
5月11日，日军侵占了济南城，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奸淫掳掠活动，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打伤17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世界舆论对日本政府的强烈谴责。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日本人民强烈反对。5月下旬，日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奈良、福冈等地的群众结成反对干涉中国的同盟，并两次举行“反对出兵”的游行。在这种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不得不取消占领整个山东的侵略计划。1929年3月29日，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济南”协定》，从山东撤兵。但国民党政府不想得罪日军，一味屈辱退让，致使制造屠杀中国平民的“济南惨案”的元凶酒井隆和其他凶手未受到任何惩罚，而一直逍遥法外。
1934年8月，酒井隆调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上任后，酒井隆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酒井隆一手炮制了“河北事件”，企图达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河北事件”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租界两名汉奸报人被杀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的“孙永勤事件”。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的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胡身中4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私宅内被枪杀。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其实，后来有证据表明，正是酒井隆自己策划了这次暗杀事件，他却贼喊捉贼，借此大做文章。他伙同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后，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贯彻日本侵略华北的既定方针。
5月25日，酒井隆给参谋本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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