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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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　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一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一次侮辱我。　　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一点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　　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潮会再一次来临的”。　　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宗教教师。　　10　拜访寺院方丈　　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　　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一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