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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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功过分明，所以上下间亦无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现。我们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省府会议时，各部分负责人不单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顾其他，互相批评与贡献意见，成为真正的省政会议。各厅处重要事项，提出之前，亦必与有关部门互相商量过，所以席间争执甚少。我平时对于各委员、各厅处局长，各专员、县长、随时接见。各方情形，凡厅处局长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开会时，很少隔阂之处，人和两字，我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一到了江苏，首先面临的便是用人问题，尤其是县长及县公安局长的任用。因为这两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干；两者得人，则整个人事问题，可说解决了大半。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县长及公安局长的甄审制度。甄审本来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办法，所不同者，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把它作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为应付工具而已。既然成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县长、公安局长一定要经过甄审，才能任用，绝对没有例外。这一原则，我们是始终守住的。甄审设一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之。应审者的资格，及甄审取录的标准，都有规定。我们开始甄审时，外面介绍而来者居多。到了第三个年头，改变了方针，除了外面介绍来的特殊优良人员而外，我们的甄审着重在本省任过县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应审资格而有功绩之人员。上项人员经过专员或县长之考绩特保，便可参加甄审。这一办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着。不仅现在县佐治人员，有了这个上进的希望，都可以因此兴奋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励大学毕业生肯从县地方行政下层做起。过去有许多受高级教育者，不愿做下层工作，就是因为前途没有希望的缘故。我们当时决定这个方针，还有事实上的原因，因为其时江苏各县的秘书、科长等县佐治人员常常为别的省分拉去当县长或公安局长，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苏不给他们一上进机会，所有得力县佐治人员都将转而他就，并且也好像委屈了他们似的。江苏的县，也和别省一样，依其面积、人口、富力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也依其县之等级而有差别。这看来是一极普通而应有的制度，但他细推究，却有问题。因为县政的难易，并不一定与它的等级成比例。也许一个三等县比一个一等县更难得治理，更需要能干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类的通性，如果苏北某一二等县急需整理财政，想调一个在江南一等县整理财政有成绩的县长去该县，就有困难了。因为两县县长的薪俸有差别，由一等县调二等县，好像降了级，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攻汗，由于新闻界的渲染，闹得风波太大，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
　　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陈果夫素重齐家，从政者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与任用亲戚管钱，都不是好首长，原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转变初衷。专制时代的法律，一官失职，株连及其亲属，情节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罚。
　　陈果夫乃于省府纪念周，提出报告，勋免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他以沉痛的口气，报告经过：
　　“诸位！省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可惋惜！现中央已准他辞职，并且命我暂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处理。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