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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白] 杨振宁的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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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灰长衫的父亲，在那一瞬间，刚转过身去，脸背向汽车，肩在抽搐着，分明在抹泪水。6岁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转眼17年过去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瘦弱、苍老？才49岁呀，父亲，你的后背就有些微驼，头发也已花白，全然不像49岁的人哪，父亲！“七七事变”之后，一家人从北平逃到合肥老家，由于清华南迁长沙，你一人在长沙教书，日夜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母亲刚生下小弟弟，又是小脚，拖着五个小孩怎么跑警报？学生们说你一夜急白了头，我知道，那白发，是为家难、国难而生的呵！
杨振宁大喊着“爸爸——”，热泪喷涌而出。汽车开动了，父亲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从1945年到1971年，26年过去了，多少次想起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父亲的背影多少次重现在梦中？
热腾腾的故土，亲人们朋友们熟悉的身影，正扑面而来。
三、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色古香的仿膳设宴招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直到邓稼先死后，杨振宁才知道，他无意中帮了老朋友多大的忙。
在北京，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记得，搞核工业的二机部和研制核武器的九院一共数万职工，分成两大派，杀得天昏地暗。大混乱，从北京乱到遥远的实验基地。那里是缺氧的高原，缺水的荒漠，缺暖意的“工号”，缺阳光的地窝子，惟独不缺少动乱的病毒和高烧的狂人。邓稼先不顾处境艰险，曾走到杀红了眼的两派中间，两眼含着热泪去劝说：“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以大局为重，马上上班——我们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氢弹。”在杨振宁来华之前，基地已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正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邓稼先得总理电召回京会客，周总理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基地的真实情况。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终于结束。
稼先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纯真。他夹了一块烧排骨给杨振宁：“在美国，我老觉得吃不饱——每次吃牛排，你总把大的一份让给我。”
“那是我的胃口不如你嘛。怎么样，现在还有那么好的胃口吗？”
“现在差多了。”
随后，两位女士的笑谈使气氛更加活跃，轻松。
许鹿希说：“稼先从来是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孩子的。有一天，我值夜班，一再叮嘱他早点回家，管管孩子，可他那天又是很晚才回家。大门早关了进不去，一帮学生硬是托举着把他推上围墙。走到家门口，看见两个小孩蜷缩在门口，心里犯嘀咕，谁家的小孩跑到我家门口来了？走近一看，是自己的娃娃——他这才想起，娃娃没钥匙，进不了屋，娃娃还没吃晚饭呢。那一年，女儿才六岁，儿子才四岁。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憨厚的邓稼先忙做检讨：“那是我犯的一次严重错误，追悔莫及，追悔莫及！”
在众人的笑声中，杨夫人杜致礼——老朋友叫她“肚子里”——也娓娓讲述了她和杨振宁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光诺打球，伤了脾脏，流血不止，立刻送去医院开刀。振宁那时在波兰讲学。当时，我心里怕极了，真想让振宁回来，后来一想，他回来能做什么？”
“他总能安慰安慰你，壮壮胆嘛。”医学教授许鹿希说，“脾脏大出血是相当危险的。”
邓稼先打趣说：“疲乏时，让他给你唱唱歌，给你宽宽心。”
“肚子里”和杨振宁会意地大笑。见许鹿希有点莫名其妙，邓稼先忙解释道：“振宁从小就喜欢唱歌，会唱不少英文歌、中文歌。 走路唱，骑车唱，教室走廊里唱。他大弟振平告诉我，有人不喜欢他哥哥唱歌，故意说，你们认不认识杨振宁？嗨，连杨振宁都不认识呀，就是那个唱歌唱得最难听的人！”
一阵阵笑声中，老友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园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上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直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待呀！”
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的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她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七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四、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荫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只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无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只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在西方的报纸上，早已把中国的领导人分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杨振宁从心底憎恶“文革派”。上海是“文革派”的老窝，歌颂“文革”的大标语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连火车站都有头戴藤帽、手握钢钎的“文攻武卫战士”在“督导”往来旅客。
市革委会的领导人有分寸的热情、措辞准确的欢迎词，包括鼓掌与微笑的时机，都让杨振宁感觉到那是在演戏。
他想起在北京周总理宴请时，气氛多么热烈多么亲切。席间，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如，让杨振宁充分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鹤发如银的周培源老师，称赞杨振宁敢于突破各种阻力，成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人无法和他相比的。”周总理对此表示十分赞同，满面真诚亲切的笑容。
此刻，在黄浦江畔，面对满桌的佳肴，却缺乏胃口。
一位秘书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开文件夹：“杨振宁博士，这是你的信。”
信封上是他熟悉的字：
请交：
杨振宁博士
邓托
是稼先的信！稼先赶在我回美国之前托人专门送来此信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杨振宁立即把信拆开，信很短，却有一行字挟着惊雷闪电：
我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仿佛稼先就在身旁亲切耳语，口气非常坚定，自信。杨振宁完全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也听不到主人在说些什么，只觉得胸臆间有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在翻腾。远比七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他带来的震撼强烈得多。现已证实：不管是“苏联帮助”还是“美国寒春帮助”都不存在了！
稼先，你太艰难了，你太苦了！你和你的同事们完全是用生命在拼呀！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对不起，我要去洗手间。”杨振宁慌忙离席。
走进洗手间，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双眼发红，泪流满面。什么时候像这样流过泪？是15岁时，在长江上看见日机轰炸后岸上火光冲天的城镇；是劫后余生在龙院村，母亲深夜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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