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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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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

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

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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