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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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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出去工作。其中有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校长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李特。就在这个军校里；一方面军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南下；彼此发生了冲突。大家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北上的跟着我们走；四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南下的就南下。”
当时李特很凶；坚持要所有的干部都南下；不南下不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对李特的举动很气愤；准备必要时就要开枪。毛泽东说：“绝对不能开枪；开枪就坏了；他们要去就让他们去；我们走我们的。”他还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南下是对的；你们南下吧！我们北上也是对的；目地都是为了干革命。谁走的路正确；谁就能得到胜利；这得看将来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北上是对的；你们将来也还会跟我们来的。”事情这才算平息了下来。以后还听说；在双方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个子高大的李德就站在李特的后面；准备万一不行；就拦腰把李特抱住。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去阿坝同张国涛会合。以后；他们又过了一次草地；回到了天全‘芦山一带；但并不是所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掉头南下。如编入我们红一军团的那个团；即张云初的团；就一直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北上到了陕北。而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则被张国涛挟持南下了。实际上；朱德等人当时已被张国涛软禁。就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家了。红五‘红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部队随张国涛再次北上时；被编入西路军；在张国涛的错误指挥下；渡过黄河西进。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击下；于甘肃西北部山丹‘高堡的沙漠地带全军覆没。这样；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最后只剩下红一和红三两个军团约六千余人跟着毛主席到达了陕北。八军团遭遇一九三四年底湘江战役之后；损失严重；在其残部被编入其他军团之后；八军团这一番号被撤销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被张国涛挟持南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述情况是在部队到达哈达铺以后；上级逐步向我们传达的。与此同时；还传达了关于整编部队的决定。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已严重减员；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把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陕北。陕甘支队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扬尚昆‘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支队下辖一纵队‘三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二军团改编为三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纵队下面撤销了师的编制，由纵队直辖团。一纵队下辖一团‘二团‘四团和五团，我们三团和六团被编散，番号也被撤销。三纵队下辖原属红三军团的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和十三团，整个先遣支队就只有八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纵队。团以下的单位一律缩编，营缩编为连，连缩编为排。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所有的干部通通降一级使用，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但允许营长以上的有马骑。原来营长是没有马的，像我这个当团总支书记的，就没有马骑。政治处有匹马，但不是总支书记个人的，是用来驮整个政治处的行李。总支书记位于团营之间，实际上等于营级干部。整编的目的，在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保持部队的实力，以便在继续北上时更加有力于进行战斗。
决定传达下来以后，黄永胜‘林龙发和我一起研究，归纳了几条关于部队整编的理由，然后在当晚召开全团会议，向大家宣布整编的决定，进行了动员。黄‘林二人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向大家说明：第一‘整编是经常的事，目前部队减员大，人员不充实，连不象连，只比排大一点，每个连多的不过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整编后，每个连可以有一百多人，能编成三个排，每个班也可以有十多人。这样队伍集中了，战斗力加强了；第二‘整编后减少了勤杂人员，精减了机关，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加强了连队，充实了战斗力；第三‘部队继续北上后，会遇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的马家骑兵队伍。马家军能骑善战，是一支骠悍的回族队伍，我们必须作好和马家骑兵作战的充分准备；第四‘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在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整编，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们从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继而又扩编成独立师，以后独立师编入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又编入了红一军团。队伍扩大了要扩编，队伍缩小了就要缩编。因此整编队伍是常事，不是谁编谁，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战斗力；第五‘各营‘连的干部，一定要把队伍带好，三团虽然暂时分散，但今后还会在一道战斗。一团‘二团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到那里要很好地接受领导，尊重领导，要听指挥，把自己的队伍带好，尽量减少部队减员；第六‘分编到其他各连的人，就在连队好好干，将来是有前途的。大家多年在一起是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将来还可以聚在一起。例如打起仗来，就又在一起了。不能搞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也不要在同志之间有亲疏厚薄之分，不要搞这些。就这样，我们向全团指战员讲清了这些问题。
三团的部队被编散了，番号也被取销了，有的营编成了一个连，有的营编成了两个连，并分别被编入了一团和二团。团部的直属队也解散了，卫生队编入一团，供给处编入二团，一些人被调入了连队。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分散了，黄永胜到纵队部重新分配工作，林龙发调到五团当了政委，我则到纵队政治部重新分配工作。
开完全团动员大会，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但我们谁也不想睡觉。于是，团里的干部，黄永胜‘林龙发‘徐林‘萧元礼和我等几个人，一起来到黄永胜‘林龙发住的房子里，说明天就要分散了，各走各的呀！大家都不免有点依依不舍。由于我们在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共同度过了参加红军以来最艰苦的时刻，彼此之间感情很深。黄永胜说：“分散是自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将来我们还是有可能到一起工作的。”接着，他解下腰带，拿出仅有的一块钱，说：“明天买点东西，我们大家吃一顿再走吧！”
第二天，我们用那一块钱买了两只鸡‘两斤肉，把团部里的七‘八个主要干部，找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分手了。当时大家是不喝酒的。这顿饭后，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早上便高高兴兴地各自分手，到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去了。在那天晚上开动员大会时，我们几个团干部就已经分别向各个连队告了别，因此走的时候再也没有到各连队去。几个连队就由各自的连长（即原来的营长）带着，分别到一团或二团去了。那时的部队少，住得也都很靠近，走不了几里路就到达了新的驻地。
黄永胜和我到纵队部也不是一起走的。他先走，等他走后，我把政治处的郭成柱‘蔡六福事情都交待完了，人也都送走了以后，才一个人背上一个包袱‘一条毯子，走了约五里路，八‘九点钟就到了纵队政治部。
这次在哈达铺，我们一共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将整个部队整编工作完成了。
二十二‘ 到二团任俱乐部文任
到纵队政治部后，政治部主任朱瑞直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领导决定我的工作是到纵队部的无线电大队去当政委，我表示自己没有当过政委，问他无线电大队有多大。他说不大，一共十七个人，但很重要。我说：“十七个人的政委不好当，我当不了，搞电台工作的都有技术，我也不懂，我一直都没有搞过电台工作，怕搞不好。
朱瑞说：“是要你去当政治委员，你还不去呀！你看别的单位都不设政委，只有团里‘师里‘军团才设政委，这证明无线电大队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我说：“再重要也是在机关里，不能打仗，没有仗打，打起仗来我们还得在后头。“
朱瑞大概没想到我不愿意干，就跟我说：“我很看重你，才叫你干这个，连这个你也不去呀？“
我表示愿意在团里工作，干什么都行，就是当指导员也行。朱瑞听了我的意见，当即和纵队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二团的俱乐部主任调回纵队政治部，要我去二团接替他的工作。我马上答应说很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纵队政治部当即下了个命令，任命我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一纵队二团俱乐部主任。命令是由纵队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签署的，当时对部队政治干部的任命，司令员一般是不签署的。
我马上动身，十点多钟就来到了二团，见到了二团政委邓华。邓华原来是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的政委，编入红一军团后，就一直在二团当政委。邓华是学生出身，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大，不仅领导能力强，而且待部下很宽厚，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很高兴。我还见到了二团的总支书记王道邦，以及青年干事‘民运干事‘特派员‘技术书记等人，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到二团来工作。
当天下午，邓华就召集政治处的同志开会，布置了下列几项工作：
第一‘抓紧时间，做好调查工作。主要是根据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以便向部队进行教育，从而达到团结广大回族发群众的目的。
第二‘帮助部队做好防止减员的工作。部队整编以后，人员已经比较充实，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继续北上。我们要防止逃亡，防止开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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