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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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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最先率两个团跨出山海关,来到锦州‘沈阳一带。他们从日本人在东北的一些军工厂和军火库中,搞到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后来就传说,在东北,武器堆积如山,有的是枪炮子弹,根本不怕没有枪,怕的是没人扛枪。他们向中央建议,准备到东北的部队可以少带甚至不带武器,到东北以后,就可以全部换装。

中央本来也是要我们少带或不带武器的,由于黄克诚的坚持,所以我们三师北上时,部队仍是全副武装,只把多余的武器留下来交给了留在苏北的部队。但在北上途中,由于行军速度一再加快,部队也相应作了一些轻装。加上一路上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热烈的欢迎和欢送我们,对这种感情,我们无以为报,根据他们要求,沿途也留下了一些枪支弹药,留下一些也是完全应该的嘛!到了东北就会有更好的,就可以换装了嘛!

那知道,到了东北一看,什么都没有,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先到的部队拿走一些,在民间又散落一些,还被苏联红军运走了一大批。我们到得比较晚,什么也没有搞到。换装没换成,连原有的火力配备,也相应削弱了不少。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克诚给中央发的一封电报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换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又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的武器,且多残破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军队没有武器,就像老虎没有牙齿一样,别说打仗,连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当时最可怕的还是无根据地‘无群众。无群众,也就无人抬伤员,无兵员补充,无情报来源,无后勤供应保障。

总之,刚到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完全是个疲惫之师,极需要休整和补充。可当时东北的形势十分严峻,要得到休整和补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由林彪带领前总极少数参谋人员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待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和绥中,接着又进占了兴城‘锦西和葫芦岛。

当时林彪带着几个参谋和秘书,就在兴城的江家屯等我们。我们经建昌营出冷口,再经青龙到达江家屯。就在江家屯,我们见到了林彪。在这之前,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一师约七千五百人,已经到达兴城。这样两支队伍共约四万多人会合到了一起,由林彪直接掌握亲自指挥。

整个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美国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战略要点。当时,除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已由美国军舰海运至秦皇岛登陆外,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也被运进东北,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

自夺取山海关以后,国民党军队凭借精良装备,初战锐气,长驱直入,沿北宁线疾进。杜聿明的气焰十分嚣张,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解决整个东北问题。这些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其中百分之八十系海运,百分之二十为空运。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称:美国仅为空运国民党军,就耗资三亿美元。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敌我力量明显悬殊的形势下,延安中央及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却要求我们在锦州地区与来势汹汹的敌人进行一场大决战。

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达辽西前线的。经过对敌我双方的一番观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作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林彪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对此,陈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称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他在信中还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我们到了锦西后,林彪亲自指挥我们三师和山东一师的部队向后退却。不过就在从锦西后撤的途中,我们还是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当时林彪一直想以武力侦察一下敌人的战斗力,想先打一仗试一试,摸摸敌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军的一个先头师进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诚商量以后,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向五十二军的先头师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敌人正在徒步前进,我们一打,他们很快就守住了兴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们前进了十几里,把敌人击溃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了下午,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黄克诚商量后,下令把部队撤回到江家屯‘红螺寺一带,不打了。在我们撤退时,敌人也没有再向我们攻击,因为他们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盲目前进,就暂时在兴城住下了。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抓到了一些俘虏,有少量的缴获,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因为无后方,伤员送不出去。打了这一仗,我们发现这个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每个班有三挺轻机枪还有冲锋枪。

正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过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定顽强。”

通过这次武力侦察,我们得到两点印象:一是敌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敌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们的一面,导致伤亡太多。我们在这一仗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四‘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在夺占山海关之后,依靠其兵力优势,与我们争夺中长路及沿线的大‘中城市,先后占领了绥中‘锦州‘锦西‘长春‘沈阳等地。

对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认为,不应与优势敌人争夺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再依凭这个根据地,与敌人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再一次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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