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大同梦-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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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共和建立，才有了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可是长久积压的怨愤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释放，此时的中国民间，排外情绪依然十分浓烈。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西方各种事物的抵触情绪，以及长久压抑的民族性。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务实精神，中国圣贤们对百姓的教化是“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诚然，这是一种对人生修养的追求。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造成儒学一统天下，禁绝和摧毁了除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以致中国文人以儒学为至高无上之经典。他们在精神上确信，儒学固有的道德观念，是最纯粹最中正的。换而言之，即“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如此根深蒂固的伦理体系，又岂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连根拔除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中国人宁愿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也不愿直面历史的潮流。对于东西文明的优劣比较，他们认为西洋是“动”的文明，而中国是“静”的文明。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凡社会之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故西洋动的文明需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救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方可兴利除弊，教化万方。”这种极力拉升本民族优越感的论调，在社会上很有市场。就是对一些先进的革命青年，也很有煽动力量。毕竟，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来说，谆谆教导莫如振臂一呼。

　　　　
然而这种爱国情结恰好能为顽固派所利用，在社会上不断掀起尊孔浪潮，叫嚷“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非西洋之奇技淫巧所能为之，若国粹尽失，等若亡国灭种。”甚至搬出了张之洞生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理论，宣称“完全保存国粹固然不妥当，但是完全欧化也不合国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的局面，而道德上恢复旧制度，只有促使新旧调和，把东西文化熔铸一炉，国粹不灭而欧化亦成。”

　　　　
这种新旧折衷的理论，表面上看来不偏不倚，却完全忽略了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设的儒学体系和共和理念的根本冲突。这些人打着尊崇儒教、延续中国文化传承的旗号，骨子里却是对封建制度的恋恋不舍，以及鼓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外民族文化。

　　　　
当然，也有一批头脑清醒的先进知识分子，较为深切的意识到：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求生存，中国虽有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甚至流血革命，但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原因是，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都属于枝叶问题。纵然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没有得到更新，复辟皇权的暗潮便一刻也不能停止。

　　　　
1913年9月11日，梁启超在《中央日报》上亲笔撰文《为什么要崇拜儒家？》，纯以白话行文。他认为：“中国应当吸取西洋先进文明的特长，用来救济中国固有文明的穷困。这不是说中国固有文明一无是处，但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依从一个出生于春秋末期的人？一个出生于二千多年前的人，自然是以他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设立学说。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这一套学说如何还能对应于现代生活？”

　　　　
文中无情揭露道：“孔子已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改铸成了专制君主的护符，成为保护君主的政治偶像了，我抨击孔子，不是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抨击躲藏在孔子背后的君主帝王们，抨击雕塑偶像的权威，抨击专制政治的灵魂。”同时指出：“孔子学说自然不尽是封建性的糟粕，在今日仍有其适用价值，本人绝不敢蔑视。但是如何真正继承和发扬孔学中的真谛？以孔子的学说来完善自我的修养，而不是将自己贡奉在孔子的牌位之前。”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来，绝不是以中国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而必须是东西两种文明虚心地交流，逐步地沟通，各以对方所长补足本身所短，世界新文明才能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的一天——”

　　　　
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复古派的真实动机，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的绝对经典——儒学。梁启超在士林中名望很高，影响力量相当大。骤然发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言论，一时间捶胸顿足者有之，幡然醒悟者也大有人在，如中国宪政专家杨度，在上海撰文声援梁启超，文中指出：“所谓‘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命题是极端错误的，包括西洋在内的一切不良社会现象都是旧道德造成的，都应革除。对旧道德的批判，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对经济基础的改造，更加谈不上社会进步。而所谓‘以儒学糅合世界’，在保存旧的基础上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复旧；只有在吸收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才能达到真正的新旧调和。”

　　　　
梁杨二人南北呼应，拉开了新旧思想大火并的序幕。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口水战争中，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几乎全部操刀上场，全国各大报刊上硝烟四起，口诛笔伐，激烈程度尤胜沙场对决。

　　　　
大战正酣，又出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9月25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两大党报以及全国15家大小报刊联合发出声明：自即日起，除文学作品外，各报所刊载之报道、评论等内容全部使用白话文表述，凡使用文言文投送此类稿件者，一律退回。同时举出文言文在社会经济交流中的种种弊病，如为求对仗工整而辞不达意，滥用通假字而引发歧义，滥用套语而致长篇累牍等；号召全体国民，日常会话应讲白话文，文件信函应写白话文。并进一步提出，人民在使用文字时应该避免几件事：文章务求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不用八股文体；文章应讲求文法，但不能作无病呻吟；少作陈词滥调；少用套语；少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讳俗字俗语。

　　　　
白话文在宋朝时就开始以话本的形式出现了，到明清走向成熟，出现了一批通俗小说，像水浒、三国、西游、红楼等等大部头的名著，到了晚清以白话写的章回体小说更是不可胜计。所以此时推广白话文，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习惯思维中，人们认为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若在正式场合、文件、信函中使用，往往会遭人讥笑。

　　　　
诚然，文言文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很成熟了，是中国文化千年的智慧积累。完全用白话来作为后继，无疑是狗尾续貂，并且是自找麻烦。腐朽无用的八股虽然是由文言文来承载的，但是可以只废除八股文体，而继续使用文言文。

　　　　但是，文言文的致命缺陷是，既不利于学习掌握，也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信息沟通。所以既不能废除文言文，又要限制文言文的适用范围。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国民素质普遍不高，如不推行白话，不足以快速普及文化知识和先进思想。一旦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以后，人们势必会呼唤更高雅的语言和更高雅的文化，而白话文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古典语言势必出现改良型的回归，所以文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们——共和党高层的思路是：两者既不可全用，也不可全废，而是充分利用其各自特点，分场合分功能推广使用。

　　　　
虽然中国保守势力树大根深，但在共和党的强力推动下，在共和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内有识之士站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立场上。随后兴起的文学运动、戏曲运动、文明国民运动进一步使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场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改革浪潮，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后世评价极高。

　　　　二

　　　　
中南海，是北京皇宫西侧两个互相连通的湖——中海、南海，以及附属建筑群的总称，也称西苑，占地100公顷（其中水面约50公顷）。位于北海之南，仅隔一桥，元明清代为皇家园林。中南海与北海並称太液池，有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波。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中南海瀛台成为光绪皇帝的囚禁地，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共和国迁都北京后，中南海成为部分国家机关驻地和两位临时总统的居住地。

　　　　
中南海正门位于西长安大街上，在原宝月楼的基础上改建成为中华门。中海主要建筑有勤政殿、丰泽园、静谷、怀仁堂、紫光阁、万善殿、水云榭七景；南海有（主要为瀛台）翔鸾阁、涵元殿、香殿、韵古堂、中华门五景。

　　　　
这是一个天气明朗的下午，夏日将逝，已是换秋装的季节了。陆少阳手持一份文件，神色凝重地步入孙中山办公室。孙中山正在一名裁缝师帮助下试穿新衣，这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可是陆少阳却感觉有些怪异，原因是孙中山身上的那件衣服式样很新奇，乍看上去有似曾相识之感，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所以一进门就不自觉“咦”了一声，对着立于房间正中的孙中山上上下下打量。

　　　　
正思量间，孙中山已看见了他，招手道：“少阳，你来得正好，快过来参谋一下，我设计的这件衣服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陆少阳闻言一愣，日理万机的孙中山居然有心思自己给自己设计衣服，不可置信道：“这，这是先生亲自设计的？”孙中山呵呵笑道：“怎么？还不相信。过来帮我看看，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陆少阳依言仔细察看，这套衣服粗看上去有点象这个时代较为流行的企领文装，可是在企领之上加了一条反领，上衣的三个暗袋也改成了四个明袋。陆少阳越看越觉得熟悉，脑海中似乎有一个很清晰的印象，却又说不出口。

　　　　
孙中山讲解道：“现在政府内外流行的穿着不是西装，就是对襟的衫褂。这样的装束既不能表现我国国民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缺点。就拿西装来说，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且不大适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