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作者: 侯永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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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多亏他姐叫引玲，才引出了个小子娃来。　　　
　　　　　　　　我为了破除迷信，树立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信念，便把娃的名字叫为〃胜天〃。但母亲坚决反对，总认为天是神，只能敬，怎能胜？我说：〃古人就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咱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敢叫呢？〃母亲说叫成〃天胜〃或〃顺天〃吧！我更觉得不行；又让叫成〃胜德〃或〃天得〃、〃天顺〃吧！我都不同意，坚持要叫〃胜天〃。一直到上学报名后都没有改。而母亲和菊兰在叫娃时，只叫〃胜胜〃或〃胜娃〃，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1953年元月9日我交了７．８５万元的地证费，领回了土地证。　　　
　　　　　　　　1953年2月28日（正月十五）今天闹元宵节，全乡白天晚上都有热闹。东北村专门从乡下借来了芯子，也演出了〃社火〃。真是村村热火朝天，人人兴高采烈。　
　　　　　　　　
　　　　　　　　1953年3月8日我参加了区署召开的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全区共１２个团支部，　　　
　　　　　　　　１９３名团员。会议要求，发展新团员掌握在现有团员的１２％以内，分〃五四〃、〃七一〃、〃十一〃、〃元旦〃四期接收。团费每季交一次，每次５００元。我白天参加整党学习，听讲七八次；晚上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学习婚姻法十五六次。　
　　　　　　　　
　　　　　　　　我先后两次去了西庄子，看望孩子。每次去时总听赵妈和菊兰不停地念叨，说什么〃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没黑没明，没完没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们身上操。把两个娃和他妈往这儿一送，就不管了，也不问一问他们的吃呀、穿呀、病呀的〃。我听得不耐烦，便说：〃我上了十几年学，不能出外参加革命，在本村还能不好好干？光顾自己私人的日月光景，能行吗？〃菊兰说：〃大家的事，要大家干，光把你一个人挣死，也不顶啥。你娃病了，看病吃药不又得花钱？谁管你哩！〃说来说去，越来越说不到一搭，我干脆回家，一走了之。到家后，我气愤不过，又不好对母亲说。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编了一段歌谣写于日记中：　
　　　　　　　　
　　　　　　　　买眼镜，要配光，好夫妻，不勉强。　　　
　　　　　　　　火性热，水性凉，水火难在一起放。　　　
　　　　　　　　一个是：能言利嘴又漂亮，十人她能面五双，高帽一戴三尺长，笑里藏刀把人伤。有错误，不敢讲，恐怕把她脸皮伤，自私自利小心肠，总嫌他把公事忙。　　　
　　　　　　　　一个是：拙口笨舌黑模样，人前说话全没向。实则实，谎则谎，本本分分一个样。人批评，他不犟，知错改错心里亮。大家的事他着忙，辛辛苦苦没下场。照他俩，这个样，怎么能把幸福享。瞎子要找跛朋友，啥人要找啥对象。各找各的称心人，幸福和睦喜洋洋。　
　　　　　　　　
　　　　　　　　我写此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对方改造思想，用的射心法，是否妥当，还待考虑。　　　
　　　　　　　　1953年4月11日乡政府开委员会时，讨论了开垦村南娘娘庙的事。解放前，国民党的军队为了修筑碉堡，竟把娘娘庙拆了，把砖瓦木料全弄走了。剩下的庙底子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影响村貌。乡政府想现在把它收拾好，让人开垦。但很多人都不愿去动它，嫌是神庙，特别是送子娘娘。如果娘娘怪罪起来，可不得了。我才不信这一套，认为这全是迷信，便答应由我们互助组承担，把刨出的砖同乡政府分一半，开出的地归互助组。　
　　　　　　　　
　　　　　　　　1953年4月12日我和广前到庙子上看了一遍，回来后便和大家商量。其他人都不愿意，我只好和广前两个人去干。断断续续干了好多天，一直干到５月下旬，共刨了２０００多匹砖。虽然刨砖时出力流汗，我解下腰带，脱了领褂，回家时却忘拿了，但把砖卖后自己分了５。８万元，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953年5月4日我以７斗麦从会上买了一付车脚子，请来木工俊元、铁匠文彬把它钉好，才彻底解决了拉麦的困难。在这之前，虽然有了大牛，互助组拉麦驾辕不成问题，但大伙买来的车箱却没有轮子，仍拉不成麦。　
　　　　　　　　
　　　　　　　　１９５３年夏收前，我卖了驴和地，买回了大牛。虽然解决了拉麦的驾辕牲口的问题，互助组巩固下来了，没有垮台，但到了麦收的时候，牲口价正大，一头大牛是用一头驴和６亩地换来的，这个经济损失却是很大的。况且，整个夏收只打下４石小麦，没有一头牛的价值大，这个经济账也就不能算了。而且买下的这头牛，力气不小，能独犁、独耕、拽上走，行动迟缓，打又打不动；粗蹄子笨腿，回个弯就得一大会儿时间，慢慢吞吞的，真急人。特别是碾场、拉料，一天时间干的活，还当不到毛驴一晌干得多。耕地也没有毛驴快。家里人个个提起碨面、拉料使唤牛，就大发熬煎。　
　　　　　　
　　　　　　　　1953年12月21日我又花了８５万多元，买了一头毛驴，才解决了碨面、拉料、耕地、骑坐的问题。家里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　　　
　　　　　　　　１９５４年春节过后，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粮食的统购工作进入了强迫命令阶段。政府对群众不再进行思想教育，而是采取单纯完成卖粮任务的做法。村里不但晚上开会，而且白天也开会，有时一天三晌整天开会。卖余粮不再是自报，而是采取自报公议或民主评议的办法。　
　　　　　　　　
　　　　　　　　1954年3月9日后新庄巷负责粮食统购工作的同志在会场决定，对侯天耀、侯夏纪等４人家中的颗粒粮食全部装尽。　　　
　　　　　　　　1954年3月14日后新庄巷又对凡是被怀疑有粮不卖的户进行搜查。　　　
　　　　　　　　1954年3月15日我家也被搜查了，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判。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判，便跳井自杀了。　
　　　　　　　　
　　　　　　　　1954年3月17日乡长在总结会上虽然对强迫命令的行为作了检查，但党的威信在群众心目中还是大大降低了。　　　
　　　　　　　　1954年3月18日乡里开始评议缺粮户，后新庄巷仅有两三户不缺粮。这时，政府又开始让人买返销粮，维持生活。我在去年〃三干会〃上，就有能否〃让有余粮的群众，把粮食存放在国家仓库，等有意外用粮时，再取回来〃的想法，但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思想保守落后，始终没敢在会上提出，只是写在了自己笔记本上的发言提纲里。　
　　　　　　　　
　　　　　　　　在粮食实行统购工作的同时，国家发行了建设公债，我也认购了８万元。我虽然也带头卖了余粮，但后来也卖了不是余粮的口粮，因此心里总觉得政府这种做法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54年4月27日我套牛拉车，把寿木板拉回家来，了却了一件心中的大事。母亲见了这寿木板，心里也很高兴。　　　
　　　　　　　　1954年7月1日我同侯金锁赴县参加团支书联席会。雷秘书和周鸿钧在团支书联席会上作报告，要求完成３项任务：　　　
　　　　　　　　１．要巩固提高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　　　
　　　　　　　　（１）培养组、社领导干部；（２）贯彻互利原则；（３）协助党做好建社工作。　　　
　　　　　　　　２．完成夏征、夏购任务。　　　
　　　　　　　　３．组织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参加互助合作。　　　
　　　　　　　　1954年7月18日工作组召开互助组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建社计划。　　　
　　　　　　　　1954年8月2日县上的刘永康同志下乡来召开了群众会，讲了入社的具体问题。他就住在我家门房里。　　　
　　　　　　　　1954年8月12日农业社召开了建社的报名大会，我带头报名入社。刘永康同志便向我谈了让我担任农业社会计的意见，晚上我便参加了建社委员会的会议。从此，我便开始了建社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先登记各入社户的土地亩数，再评定地的肥瘦等级，并按各地段、地名编顺序号数；按照评出的产量等级进行折算；将入社的牲口、车辆、农具等进行折价登记。　
　　　　　　　　
　　　　　　　　1954年8月23日晚上，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建社委员会的名单。然后，由建社委员会提出了社务管理委员会名单：社主任由靳自荣担任，副主任由侯志农（原名张苟）担任，管财务，侯根全管生产，王碧洽负责妇女工作，我任会计，侯一鸣任出纳，侯荣善任粮食保管员，崔子玉任农具保管员。全社共有社员１１５户，划分为６个生产组；有耕地２６６５亩，按肥力分为九等。等与等的产量差距为７斤，共折１１５０多股。牲口７５头，评价为１０８００万元。我家的地３０亩，折为２１．８股，牛评价为２００万元，驴评价为６５万元。　
　　　　　　　　
　　　　　　　　1954年8月29日互助组便将各社员户的牲口拉在一起，合在一个槽上，由饲养员专门喂养。本组的饲养室就占用了我家的车房，因为这里离井最近，最方便。　
　　　　　　　　
　　　　　　　　1954年9月17日路井乡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乡政府在六世祠门口的大场里搭起了戏台，六世祠便成了召开社员大会的会议室。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早饭后，全体社员都聚集在一起先照了全体相。各乡、各村、各互助组、各机关单位，送来了３０多面锦旗，并派代表来参加大会。　
　　　　　　
　　　　　　　　大会开始了，张建书记讲了话。他要求大家，把今天的红红花花，变为明年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要团结一致，加强学习，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努力奋斗！　
　　　　　　　　
　　　　　　　　晚上，大会请来线腔戏班和高家村的〃自乐班〃表演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