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作者: 侯永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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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瘦弱的万胜，便吞吞吐吐地说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寻荣听后默默无语地走了，便把我想把娃给人的消息悄悄传了出去。　
　　　　　　　　
　　　　　　　　1961年2月12日今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春节前最后一个集会日。我去会上想办些年货。由于市场刚开放，上会的人非常的多，但物价特别贵。一张红纸２元，一斤萝卜５角，一个蒸馍１元，一斤枣３元。我在会上看来看去，觉得什么也买不成，只好空着手回来了。但是春节的对联还是要写的，我便拟了两副：　
　　　　　　　　
　　　　　　　　鼓起心劲　　　
　　　　　　　　迎春节升标准大人小娃皆欢喜　　　
　　　　　　　　备春耕分菜地男女老少齐出力　　　
　　　　　　　　福中知福　　　
　　　　　　　　忆过去酸甜苦辣皆尝遍真够艰难　　　
　　　　　　　　看今日酒肉糖油都分到实是幸福　　　
　　　　　　　　赶春节前，饲养股长高李来在南边买回来不少红白萝卜，分给我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萝卜煨在炕洞吃了，确实能止饥。社员把地里的红薯根、红薯蔓，都刨来吃了。食堂把晒干的红薯叶也用秤称出分给社员当粮吃。周围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掉了。　
　　　　　　　　
　　　　　　　　１９６１年初，中央下达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人称《六十条》），大大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热情。《六十条》中规定：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可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垦少量荒地。　
　　　　　　　　
　　　　　　　　我虽然拉车出过危险，但也不能因此就不再干拉车的活了。因为生产队只有拉车的活路最多，天天有做不完的活。土呀，粪呀，庄稼呀，哪一样离了车都不行，拉上车就有挣不完的工分。为了全家八九口人有粮吃，能活下去，我的车还得忙。由于匠人将就咱家的料做下的车箱有点儿小，跟我一起干活的人，都觉得不公平，认为同样是拉车，记下同样多的工分，你的车小，装得少，出的力就少，但工分却没少。起初，社员只在我背后议论，以后就当着我的面说。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每次装土、装粪尽量多装几锨，装饱些，但背后仍有议论。于是我和菊兰多次商量，干脆另买一个大些的车箱，以避免别人有意见，弄得自己在人前也说不起话，好像有短头似的。但是，哪里来的钱呢？这不是三五元钱，俭省一点儿就能省出来的！咱每一分钱真像在肋子上串着一样，花之前要算来算去，看该不该花，能不花的钱就尽量不花。我去澄县煤矿翻几架沟带炭，连买一碗开水的几分钱也舍不得花。带个瓶子灌上开水，放在车子上，上坡渴了喝上两口凉开水就行了。家用一分钱，我也要写在家用账上。我为找一二分钱的差错，经常半夜半夜的核对寻找。春节时，我从不给娃们压岁钱，只是每年到除夕前的一两天，给上母亲三五元，让她给孩子们发。但元宵节一过，我便把孩子们身上的压岁钱一分不剩地收回来，又写在家用账上：１９６１年是２元１角，１９６２年是２元９角５分，１９６３年是３元３角，１９６４年是４元。我从不给娃们零花钱，也不给孩子们花钱买玩具。赵妈用她卖布来的钱给胜天买了个小皮球。菊兰便把它放在小板箱里，不敢给娃，害怕我见了要问买皮球哪里来的钱。就这样，这个小皮球一直放了多年，最后便成了蔫皮了。　
　　　　　　　　
　　　　　　　　1966年2月3日早上，〃社教〃工作组的张步桥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趁早主动交代问题。我便谈了自己从１９５４年建初级社，到转高级社，最后直到公社化，又划分了大队的过程。我说：〃张同志，我当会计１０多年来，为了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失，得罪的人太多了！１９５６年转了高级社，干部们在副业股经常炸油糕吃，我一次也没参加过。１９５７年春，整社整风时，我画了漫画，揭露了社干们多吃多占的事实。工作组马超俊把我安排到整风组当秘书，收集社员群众大鸣大放的意见，也得罪了许多人。１９５９年，路井大队安排侯太估去外地买牲口，我把买回的骡马价按税票出了账，后来他们把一部分又卖给了别的大队。我把价款如实的入了账。后来税所曹晓来查问，我如实地让他录了价钱。税所说这是贩卖行为，便找到支书和主任，要罚款、补税，后来公社对太估作了严厉的处分，停止了他候补党员的候补期，使他入不了党。而年终税局却给我发了张护税模范的奖状。１９６０年，大队让侯克红去山西买牲口，他回来报账时却没有发票和单据，我坚持了要有同行人的证明才能报销的财会规定。当时的同行人是侯真亿，他从未听说过克红在那里丢失过单据，所以不给写证明。而侯克红至今也未报销。　
　　　　　　　
　　　　　　　　1966年3月16日正在〃三干会〃期间，我又被派往棉绒厂去查账。自从〃四清〃运动一开始，我便日夜忙碌，清算审查各处的账务，不但要清查本大队各个生产队的账和食堂、副业股的账，还得去外单位去查账。　
　　　　　　　　
　　　　　　　　1966年4月1日我从今天起，便每天两次去耕读学校给学生们上课。课堂就设在涝池边原来的大队部里。每天中午一节课，晚上一节课，早上和下午参加小队的生产劳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随后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从批判声讨周扬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6年8月22日今天晚上，路井公社在范家洼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学习《十六条》和《公报》，开展革命大批判，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四大〃活动，各个支部都抓住自己那里的典型人物进行批判。　
　　　　　　　　
　　　　　　　　1966年8月29日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我半路上却碰见一伙青年人，打着红旗，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抓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无人敢上去拦挡。我吓得心〃怦怦〃乱跳，甚至身上也有些发抖。回到大队部门口，又在人群里听见一个人〃八爷，八爷！不咧，不咧！〃的哭叫声，又见场院中乱七八糟堆放下许多箱子、框子，据说是抄了地主、富农的家。我越发不理解了，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1966年8月30日早上，路井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讨论时，便听说范家洼的一个党员投井自尽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啦？这个同志是贫农出身的初级社会计，因未能及时入共青团，曾和我在县上会计学习班上谈过心。他为什么要投井自尽呢？〃真叫人难以理解。直到下午开全体党员大会时，公社领导才讲到这件事，并说他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党委立即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次会上，公社党委以破〃四旧〃的名义将路井公社更名为要武公社。各大队的名字也都改了。路一大队改为要武一队，路二大队为要武二队，路三大队为要武三队，上东阳大队为东阳大队，乳阳大队为红阳大队，乾字大队为朝阳大队，杨家坡大队为光明大队，郭家坡大队为红旗大队，西王大队为五星大队，北党大队为红星大队，东庄大队为东升大队，前进大队和新民大队不变，西尚大队为跃进大队，范家洼大队为红卫大队，高原寨大队为红源大队，卓立大队为东风大队，雷庄大队为立新大队，郭庄大队为革命大队，东明大队不变，西明大队为红新大队，南庄大队为克明大队，真是新颖而革命化了。我回头一想，自己的名字上的〃禄〃字也不太妥当，带有贪图享受的意思，不如改为〃永学〃，表示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学。　
　　　　　　　　
　　　　　　　　傍晚，路一大队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也来了，并向大会提出要揪斗几个党员。在批判会上，红卫兵要批斗对象站在板凳上向大家老实交代。那人刚立上凳子，一个红卫兵大喊：〃老实交代，为啥不交代？〃说着便〃咕咚〃一拳把那人打下了板凳。我一看，怎么武斗也在路一大队出现了？忙找主持会的贫协主席侯春田，说：〃主席，咱们要按中央的《十六条》来办。《十六条》讲的清，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坚决不能打人呀！而且《决定》中讲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党员，连个小组长或支委都不是，更没当什么权，为什么要斗争批判他们呢？赶快算啦！给大家解释一下，千万别斗了。不然，咱就要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了！〃于是公社领导也批评了路一大队红卫兵的错误，让他们在天亮以前就回去，以免影响过大。就这样，路一大队的红卫兵们便偃旗息鼓，当晚就回去了。　
　　　　　　　　
　　　　　　　　1966年8月31日早上，大会又让每个支部对每个党员都进行了鉴定，并宣布了对一些党员的处分，其中留党察看的２人，开除党籍的４人。　　　　　　　
　　　　　　
　　　　　　　　下午，大会正在进行总结，由路井中学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冲进会场，勒令公社书记李建斌立即散会，说这次会议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只好在呼喊声中草草收场。我觉得红卫兵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竟敢冲击公社党委，这不是乱套了吗？　
　　　　　　　　
　　　　　　　　我回家后，看见村里一下子已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从着红卫兵的指挥：〃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头麦场里和大队部的门口绕场转圈子跑。哪个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这些〃四类分子〃头上戴着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