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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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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牺牲者的心脏一旦被挖出，尸体马上就被按部就班地肢解、分配、吃掉，象分食猎物一样，有资格加入这种人肉宴席的成员包括：阿兹台克贵族、贵族的随从，以及士兵，换言之，是最有政治权势的那些人。
古印度最初的食物营养状况比墨西哥好，但后来随着肉食的稀少，她的文明也发生了虽然与古墨西哥不同但同样深刻的变化，早期浸入恒河平原的雅利安人独占了牛、羊、马、野牛等肉食，到了晚期维狄克和早期印度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肉食为婆罗门僧侣阶层所独占。婆罗门举行祭杀动物的仪式，并以唯利安酋领和军官的名义分配这些肉食。在公元前600年以后，人口更多，相对说来家畜数量更少，对肉食的限制变得更严格，最后，只有婆罗门和他们的后台人物能享受到肉食。一般人竭尽全力豢养牲畜，以满足对奶的最低要求，牲畜粪便是燃料，牲畜宰杀前是运输工具。在这危机期间，出现了宗教改良运动，最突出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取消等级制，取消宗教职务的世袭，废除屠杀牲畜的习惯，群众支持这一新的宗教，最后，由于大众的强有力的支持，牛被列为神圣的动物。
这似乎是说，历史上某些最奇特的宗教习惯，是直接由过去的肉食习惯造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爱强调宗教的演变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和分支，但是，这些途径实际上数量有限，甚至可能并不多，如果我们对人性和生态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还可能计算这些途径的数目并对每一种文化中宗教演变的方向作出有力的解释。
我认为，人性中那些单纯的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并且在过度发展以后形成了当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其中，某些细节方面的特点，如照料幼小、区分亲属关系等，还没有太大的改变，还看得出它们冰河期的根源。但另外一些结果，比如宗教和阶级结构，则是一些巨大的变形，我们只有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才有希望追溯它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史，找出它们狩猎－采集时代的本源，不过，要不了多久，即使是这样一些演变过程，也会成为与生物学结合的统计描述的对象。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义的过度膨胀的部分，是人对知识的收集与分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人的生活年年有所变化。要想真实判断这种增长的量级，只需要想到：制造有人脑一样的记忆力的计算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人们承认，目前这种计算机还不很现实，因为它的体积占满整个帝国大厦，耗费掉大谷尼水坝发出的一半电力，不过，据估计，到了80年代，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泡沫记忆”元件一旦用于电子计算机，上述计算机的体积就可以缩小成一间小屋子，同时，信息的储存和回收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在提高，在过去的25年中，跨大洋的电话和无线电广播已增加了数倍，电视已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书籍、杂志空前大量地发行，扫盲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美国人口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已由工作总人数的20％猛增到近50％。
真正的知识是人类的最终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国人民享有同等主权，它摧毁迷信的藩篱，加速文化的进化。但我不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或改变历史的可预见的主要进程，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人们看清人类生物天性的各种要素，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要素出发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迅速繁荣起来的。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分清什么样的行动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能够更正确地判断人性中的哪些因素应该扶持发扬，哪些应该消除或克服，哪些应该愉快地接受，哪些应该谨慎地控制，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给构，直到许多年后，人类的后代学会改变自己的基因为止。表明了这一基本观点以后，我现在可以邀请读者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王作虹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义的过度膨胀的部分，是人对知识的收集与分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人的生活年年有所变化。要想真实判断这种增长的量级，只需要想到：制造有人脑一样的记忆力的计算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人们承认，目前这种计算机还不很现实，因为它的体积占满整个帝国大厦，耗费掉大谷尼水坝发出的一半电力，不过，据估计，到了80年代，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泡沫记忆”元件一旦用于电子计算机，上述计算机的体积就可以缩小成一间小屋子，同时，信息的储存和回收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在提高，在过去的25年中，跨大洋的电话和无线电广播已增加了数倍，电视已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书籍、杂志空前大量地发行，扫盲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美国人口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已由工作总人数的20％猛增到近50％。
真正的知识是人类的最终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国人民享有同等主权，它摧毁迷信的藩篱，加速文化的进化。但我不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或改变历史的可预见的主要进程，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人们看清人类生物天性的各种要素，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要素出发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迅速繁荣起来的。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分清什么样的行动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能够更正确地判断人性中的哪些因素应该扶持发扬，哪些应该消除或克服，哪些应该愉快地接受，哪些应该谨慎地控制，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给构，直到许多年后，人类的后代学会改变自己的基因为止。表明了这一基本观点以后，我现在可以邀请读者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王作虹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关系。人们打仗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原因。这些原因与人的遗传适应没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与个人及其近亲的生存与繁殖都没有关系。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战争。更恰当的理解是，应把原始战争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文化现象，看作是社会组织和政治安排的产物，而社会组织与政治安排本身与生物学适应性没有什么关系。
假说2：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方式，是有选择地保留那些能全面提高人类遗传适应性的特性。人们进行战争，是因为他们及其近亲试图在与其他部落及本部落其他成员的竞争中取得优越而持久的繁殖能力。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战争还可能正好是下述规律的一个实例：文化实践通常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适应性。
假说3：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是一个推崇武士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群体选择过程，武士参战只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他们并不指望能给自己和近亲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对占优势地位的部落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利他主义勇士的绝对数量来扩张自己，尽管在战争中具有这种素质的武士数量会相对下降。暴力攻击的倾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实践是受某些遗传特性影响的；这些遗传特性对群体有利，但对具有这些特性的个人却没有什么好处。
上述第二个假说能较好地解释蒙都鲁库猎头武士们的行为方式。凶猛残忍和勇敢无畏会给人带来直接而具体的好处。目前尚无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但已有间接的证据表明，由于缺少高质量蛋白质，蒙都鲁库人的发展曾受到限制（现在仍然如此，虽然生活已比较安定），草原上蒙都鲁库人原始居住区中，最重要的“密度决定因素”似乎是猎物的数量。特别在附近雨水充足的森林中有着大量的西豹，狩猎是男人的日常工作。西豹总是成群结队。因而狩猎者一般也是集体行动，他们获得猎物后，再根据严格的规矩分配给村内各家，附近部落的人们也在这块界限不明的土地上争夺同一资源，当蒙都鲁库人袭击别人村庄，杀害大批竞争者时；他们占有和享受的森林资源也随之增加。在成功的蒙都鲁库猎头人身上，战争的生物效果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蒙都鲁库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进化论意义。他们的尚武行为都带有浓厚的、强大而又盲目的习惯性和宗教色彩，猎头仅仅是存在的赋予，在蒙都鲁库人的传说中，他人的领土防卫或挑衅从来不是战争的缘由，非蒙都鲁库人生来就应是猎取的对象，默菲写道：“可以说，只要有敌人部落存在，蒙都鲁库人就要挑起战争。而敌人这个词就是指其他任何不是蒙都鲁库人的群体。”蒙都鲁库人传统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乞求上天保佑他们有丰富的猎物资源；举行仪式，要求人们遵从保护猎物资源的各种条规。蒙都鲁库人相信“母亲”这个超自然的精灵，会很快地报复那些仅为兽皮而猎取但任其尸体腐烂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在蒙都鲁库人心目中，敌人的概念从属于猎物的概念。人们也把成功的猎头人称之为“西豹之母”。当然，蒙都鲁库人所以具有上述习惯并不是他们了解生物学相干竞争、密度决定因素等原理，以及动物和人类统计学。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简单生动的，只有朋友、敌人、猎物以及起着中介作用的森林精灵，这森林精灵所起的作用，跟科学理解上的生态学相同。
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特定形式，不是遗传性的，并不存在什么基因决定人们是采用平台酷刑，还是采用支柱酷刑，是猎取人头，还是嗜食同类；是决斗，还是灭绝种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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