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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女秘书的一个夜晚-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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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连拉带扯将她拖出门去。一直拖下院子，拖进一辆小车，她还在喊：“我要找市长！我要告刘琳这个贪官！刘琳，你等着瞧，你不得好死……”
两个小伙子一直用小车将她送回家，还对她说了刘主任的许多好话，说刘主任是个廉洁的领导，从不贪财。她想，他们都是一伙儿，官官相向，官官相护，官官相捧，其实都不是好东西。
两万元丢了，一分都没找回来，反惹得她生了一肚子的恶气，她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来劲儿，越有了追回这钱的信心和决心。
她想着新的办法。
她突然就想起了那两个牵线的人——你看咱这人糊涂不糊涂，放着唐王不追却去追敬德，难怪碰得头青面肿。
她知道，前一次之所以在那两个家伙那里那样理屈词穷，那两个家伙之所以那样嚣张那样混账，就是因为自己手中没有证据，让人家抓住了咱的弱点。这一次，咱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证据在哪儿？哪儿有证据？她苦思冥想。这种事，只能单线联系，只有当事人是唯一的证据，可是郑德晓他死了。他死了，这证据也就跟着他消失了，还能在哪儿找到什么证据呢？
这些天，她的头发落了许多，人也消瘦了好些。他一直在想，想，想。上班想，下班想，睡觉也想。她已经失眠好些日子了。
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和丈夫生活这些年的日日夜夜，让那些甜蜜的场景像电影似的在大脑的屏幕上一遍又一遍的上演，那辛酸的泪便一个劲地流。心中的悲哀无法排遣，她便打开录音机，将那哀乐一遍又一遍地放。她希望丈夫在冥冥之中也能听到这幽怨哀伤的音乐，能听出她揪心断肠的哀思。
这一夜，在她打开录音机准备播放哀乐的片刻，她突然生出一个想法。她有了这个想法便开始激动。她抽出录音机里的哀乐磁带，拿在手上左看右看，开始只是手有点颤抖，接着全身都颤抖起来。她上了床，躺下，将那个磁带按在胸口上。她的心在突突直跳。她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她先去车间主任家请了假，才回家洗脸梳头。等到八点，便随身装了那盘磁带，骑了自行车直奔市委组织部。她在组织部找到那个副科长。
办公室只他一个。他正在用拖把拖地。
见牛玉梅进来，他先是一怔，然后赶紧放下拖把，笑容可掬的给她让座。等她坐下，他便赶紧关了房门。满脸诡谲的问：“大嫂今日来可有啥事？”
“少说废话。你还我丈夫给你的一万元吧！”
“大嫂，哪有这事？大哥从来没给过我什么钱呀！”
“小伙子，你休想抵赖！当时，我丈夫郑德晓给你送钱时可是秘密地录了音的。这不，录音带我已经复制了五盘，你找个录音机来，再把你们单位的人全集中过来，我放，让大家听听。你小伙子可清醒点儿，你若继续赖帐，我就只好拿这录音去法院了！”
副科长的脸上、头上顿时汗珠子滚滚下落。他左擦一把，右抹一把，然后带着哭腔凑近牛玉梅说：“大嫂，奥，阿姨，请你不要声张，我马上还你。”说着打开书架，从一排书的缝隙中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双手送到牛玉梅的手上：“阿姨，我一分都没花，全在里面，您收着吧。您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我的饭碗就完了。我求求您了，阿姨。”
牛玉梅接过信封，掏出钱数了数，心想，这么大点蟊贼都敢这样，这还了得。
她出了科长的门，便去找部长赔情道歉了。
牛玉梅乘胜追击，又去了经贸委，用同样的方法从那个干事手中追回了一万元，并去刘琳主任那儿道过歉。
回家的路上，她有着凯旋的快乐感。她骑在自行上自言自语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两个小小蟊贼竟想跳出我如来佛的掌心？自不量力！”
过不几天就听说，组织部和经贸委先后辞退了那两个人，并以诈骗罪将他们移交司法部门查处。人们便议论纷纷：
“那两个小蟊贼算得什么？贪污受贿几十万上百万的，在这座城里少说也有上百个，他们还都把持着重要的领导岗位，逍遥法外哩！”
“民不告，官不究嘛。”
“贪官们能将人绊倒，可是有关部门却绕道走！”
“没想到吧，咱们的郑大烈士也干那鸡鸣狗盗的事情。”
“牛玉梅那女人真厉害！”
……
10
一号家属楼爆炸了，二单元三户职工的住宿问题成了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成了摆在玻璃厂领导层面前的重中之重的紧急工作。
爆炸发生两小时后，厂办公室就在院子的黑板报上写出通知：十一点召开厂领导紧急会议。
几个厂领导早就到齐了。愁云笼罩着每个人的脸，他们的眉头紧锁，额头的皱纹明显的加深，个个心事重重的样子。从前烟卷不离嘴的副厂长杨锐，今天连一根烟都不抽。他不抽，别人也就没人抽了。会场上没了那悠悠缭绕的烟雾，就失去了以往那种轻松悠闲祥和的气氛，变得死气沉沉的，给人一种压抑感。
十分钟后，高登进来了。他手里拿本塑料皮笔记本，一进来就直直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心、前面竖着一面国旗和党旗的那个位子上坐了。他的气色和神情与以往没有任何二致。他说话了：“今天，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是这么件事，昨天，市委组织部、市经贸委分别将我叫去，通知我，通过他们的深入考察和严格审查，确定了我厂办公室主任的候选人，要求我们务必于今天打个报告。组织部和经贸委一致认为，李大河同志年轻有为，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群众基础好……”
“高厂长，咱们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目下有一人死亡，三户人家住房被毁，面临无家可归的境遇，我们是不是先研究一下这件事。至于办公室主任的事嘛，我想是不是可以稍往后推一下。”副厂长杨锐打断高登的话说。
“那可不行。组织部要求今天就要将李大河的材料报上来。所以，今天的会议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至于厂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故嘛，我想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么大个厂，一千多近两千号人马，这么多年死一半个人有啥。再说，死人的事咱们管不着，有的是公安。至于三户人家的住宿问题，后勤科想办法处理一下不就完了？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扯到会上来，这会还能不能开完？”
三位副厂长、一名纪检书记和一名督察员一改过往顺风跑的习惯，也都争相发言，要求改变会议主题，立即拿出意见，对三户受灾职工的住宿问题做出妥善的安排。
高登愤然作色，提高了嗓门：“大家头脑往清醒点，现在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在一个工厂，厂长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今天的会议是我召集的，我说干啥就干啥！”
几个人都默然无语了。
副厂长杨锐脸涨得通红。他掏出一支烟，点燃，猛吸了两口，抬头说：“高厂长，咱们厂里死了人！人命关天呀！眼下，厂里人心惶惶，几户受难受灾的职工哭哭啼啼，三户人家房屋坍塌，无家可归，这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厂里的稳定，直接影响着生产。是关乎我们厂稳定的大事情，你怎能把这当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我提议，现在，要么我们大家分头行动，挨家挨户的去做职工特别是受灾难职工的思想工作，要么就抓紧时间开会，研究出一套具体的应急办法，解决这些职工面临的实际困难。”
其他几位参会者热烈响应。
高登轻拍了一下桌子，制止了大家的讨论，说：“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我早已经想好了。让后勤科派人去街上买几米塑料篷布，将六楼的顶子苫上，风吹不进去，雨下不进去就行。然后给六楼的王二毛家和五楼的姚春家各给几块木板，让他们在客厅塌落了的地方搭个天桥，能走进住房里去不就行了？”
杨锐还是不甘示弱，他接上高登的话说：“在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可不能这样轻率！玻璃厂尽管穷些，工人们工资低些，可是他们都是人，他们需要有一个人的起码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在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遇到威胁、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些靠当领导吃饭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着想，解决他们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危机。这时候，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全场的所有职工都看着我们哪！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件事树立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换得民心，温暖人心，赢得大家的信赖与信心。”
除了高登之外的几个人都热烈的鼓起掌来。
高登拗不过，只好退让。他声音低沉的说：“那就讨论一下这事吧。”
他想，他不是拗不过这几个人，而是要明哲保身。当杨锐将这件事提高到政治的高度一分析，特别是提高到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关的高度一阐述，他怕了——这可是当前一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呀！他不愿意在政治上有任何闪失。这几年，组织部门每年都要对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进行一次考核和民意测验。前些年，他的考核成绩都不好，组织上曾几次给他亮了黄牌，打算免了他这个厂长，多亏了自己信息灵，知道消息后采取了紧急的补救措施，加上顶头上司刘琳主任的全力保护，才将这个位子保留了下来。如今，刘琳眼看着就要退休了，一退休，他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和保护神，上面就再没有一个能够像刘琳那样的铁关系。加上政治上犯了错误，是谁也保不住、谁也不敢保的。万一他拗着不松口，不管这事，不将这事处理好，不要说厂里的职工，也不要说受了灾难的那几户人，就是在座的这几个家伙，也都极有可能将这事捅出去……
会议的主题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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