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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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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看人要看大节。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那就写不好。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这是天才。
    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说来转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毛病就大了。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记》的精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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