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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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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是觉着挺讨厌的。不知为什么老觉得对整个山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们觉得讨厌极了！”住持的眼神一瞬间便可怕起来，他盯着我，然后又悲哀地说道：“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阿蜜！现在能让人看得清楚的就是晚期症状！”
住持像是戒备着我下一问题似的，重新抱了一下年糕袋子，急急忙忙地走掉了。
我沉默着快步走下石板路，被落下的妻子小跑着追上来。我们在邮局取了“乐便器”的邮包，又走回石板路。妻子顺便去了趟超级市场，给我们和阿仁一家买了年糕。对于被改成超级市场的仓库，我总抱有一种不协调感和抵触感，虽说山外来的妻子与此不无关系，但也构不成什么大碍。作为奖品，妻子抽到个绿色的塑料青蛙，她从超级市场一出来就极其沮丧地抱怨道：“这可是我结婚以后第一次抽奖啊！谁知道……”
解开“乐便器”的包装，就从里面露出一个把两支桨弯成U字型、用支柱连结在一起的简单器具。亲眼见到这个东西了，就感到要说服阿仁使用这个东西可不是件容易事，便不由得踌躇起来。也许阿仁会比那些聚集在超级市场前的女人们更尖锐、更恶毒地叫着：“扔货！”予以坚拒，也许又会胡乱猜疑是我不嫌麻烦琢磨出来这一招儿来捉弄她。
于是，有关“乐便器”用法的说明，我都推给了妻子。趁此机会，我把阿仁的儿子们叫到前院，把他们对那个未曾谋面的超级市场天皇的刚刚萌芽的不安的空想一个个地粉碎了，又把捆包裹用的绳头、瓦棱纸收到一块儿拢了一小堆火。孩子们也知道青年小组的鸡全都死掉的事了。据阿仁的儿子们说，为了不让山谷人来偷死鸡，青年们还在鸡舍周围设了警备。以前的朝鲜人部落被埋进为了干燥多层式鸡舍和鸡粪的棚架里，简直像令人作呕的蜂窝一样。今天早晨，那些可怜的鸡一只只倒在了各自狭窄的小窝中。阿仁的儿子们和其它小孩子们一起去看热闹，被把守在那儿的年轻人赶了出来。
“那些年轻人发好大的火呀。又不赖我们！”阿仁的大儿子露出无法揣度的温和且狡猾的表情，批评道：“一群死鸡，有什么可偷的。除了那帮发怒的小伙子！”
于是，阿仁的这些精瘦的儿子们一起高声地笑起来。很显然他们的嘲笑中所暗藏的正是山谷中所有大人们对养鸡失败的青年小组那种冷漠无情的客观态度。这时，我开始对青年小组抱有怜悯之心了，他们正受到超级市场天皇这个难以对付的怪物和同样难以对付的山里大人们的夹击。在以S兄的死为高潮的复员青年集团的暴力活动问题上，利用这件事达到某种目的的大人们对青年小组的一般态度，也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警戒之心和侮蔑之心基础上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我逃到村外，能够客观地回顾村里的日常生活以后，而且是在我也过了S兄死时的年龄的现在，才能有所理解的。以前山谷的孩子们跟大人们相反，喜欢把那些故作粗鲁的年轻人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对青年小组的态度则和大人们同样冷淡。火堆灭了以后，在冰冻的地面上留下一块泥泞的黑色溃疡。孩子们毫无意义地要把它踩实。
妻子回来了，告诉阿仁的儿子们说：“你们可以进屋了，有年糕吃啊！”可阿仁的孩子们却无动于衷，继续踩着那堆火留下的痕迹。他们对所有食物都持有过分的反感，嗤之以鼻。阿仁总觉得食物上像是长了让人吃苦头的刺一样，咀咒自己强大的食欲，她的儿子们大概也受了影响，对食物感到厌恶，所以才这样消瘦也说不定。
“阿仁挺高兴的，阿蜜！”妻子说。
“阿仁没生气？”
“一开始，阿仁看到那东西就说你在愚弄她，但后来她知道了是我买的。阿仁真是用的‘愚弄’这个词。”
“哈，那是啊！‘愚弄’这个词，至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山谷的日常用语哩。我们一开玩笑，我妈立刻就会大发脾气：‘怎么愚弄妈妈呢？’对了，那新产品阿仁能用得上吗？”
“我想能。只不过阿仁得注意别摔倒受伤。刚才试了那么一下，看情形还挺好的！”妻子报告完了，孩子们还固执地伸着耳朵站在那里不动，可妻子却不肯在他们面前讲些细节，突然说：“阿仁问孩子的事了，我都说了。”
“没法子啊！既然给她拿去那么个东西，那么跟她坦白一些秘密给她挽回点面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要听了阿仁是怎么说的，大概你就不会这么泰然了。当然了，我并不相信阿仁的看法。”妻子好像在克服某种心理障碍似的说：“她说孩子的反常现象会不会从阿蜜那儿遗传下来的。”
灼热的愤怒使我颤抖起来。那一瞬间，它竟能赶跑我头脑中超级市场天皇带来的不祥的阴影。我像是受到来历不明的敌人的攻击，一方面因不安而面红耳赤，同时又尽力调整自我防御的姿态。
“她怀疑的根据其实不值一提！就是，说你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抽筋儿抽得很厉害。”见我满脸通红，妻子也红了脸急切地解释道。
“那是看汇报演出会，看着看着就抽筋儿了，还昏过去了。”我在一开始的打击的余震中安不下心来，却还在用舌头体味着已传遍全身的无法消除的余怒。
阿仁的儿子们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大概在这既大胆勇敢又含轻蔑之意的幼稚的笑声中，他们对我和妻子心理上的借贷关系就此化为白纸一张了吧。我瞪着他们，可他们仍旧肆无忌惮地笑着、雀跃着，并肩回到他们那肥胖的母亲和年糕那里去了。我和妻子也回到了地炉边。我害怕今晚仍会醉酒的妻子内心深处产生的疑惑将不断膨胀。为了事先除掉这疑惑的种子，我觉得必须和她说说看汇报演出会那会儿突然袭击了我的恶魔的真面目。但是我这些往事的回忆又不能带有冲击力，免得又把妻子推回到陡峭的醉酒斜坡上去。我加了万分的小心告诉她：
在战后恢复举办汇报演出会之前，那次汇演是山谷小学的最后一次，经常成为大家的话题，所以那应该是在战争开始第一年的秋天举行的。当时，我爸爸在中国的东北，别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就连当时还在世的祖母和妈妈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为此，他还卖了地，筹措了一笔资金漂洋过海去了中国，而且每年都有一大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大哥和S兄分别上了东京的大学和城里的中学，所以家里就剩下祖母、妈妈，不算阿仁就是我和弟弟还有刚出生的妹妹我们这些孩子了。收到给父亲的汇演请柬后，阿仁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了。阿仁背着妹妹坐在小学里最大的教室的第一排中间，我和弟弟在她两边。坐在小学生的木椅子上，腿耷拉到半空中，这情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我自己有第三只眼睛能从教室的天花板俯瞰到一样。
在我们前面一米处，用两个讲台拼在一起做了个舞台，高小的学生们就在那上面演剧。开始是头上包着毛巾的学生们（从山谷高小学生的数字来推测，也只不过是十四五个人而已，但在还是孩子的我来看就觉得是个小规模的群体了）在田里劳作。就是说他们在演以前的农民。他们扔了锹，把斧头、镰刀之类的东西当武器开始了格斗训练。领袖出现了，他是山里的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在孩子们看来也觉得相当漂亮的男子。在他的指导下，武装了的农民们练习着取藩阀实力派的首级的战斗。把一个黑包当作首级，分成两群的农民们训练互相争夺“假首级”。在第二幕中，一个装束体面的男子出现了，他对农民们训诫道：“不可以斩下实力派的头！但群情激愤的农民们不听这一套。于是那个男子对农民们说：那么我来取实力派的头！黑暗中一个蒙面的男子从埋伏着的农民面前走过，这时那个装束体面的男子猛然向他斩了下去。那个演蒙面男子的是一个学生，从头到脚用黑布蒙住，又在上面绑了一个星球，所以他看上去比别的孩子高出一截，也显得很恐怖。被斩的男子的“真首级”伴着蠢钝沉重的声音滚落到舞台上，那个斩了人的男子便向藏在一边的农民们怒吼道：——那是我弟弟的头！农民们揭开蒙面布确认那是死去的年轻的领袖的首级，羞愧地嚎哭起来……
关于剧情，阿仁事先已经告诉过我们，而且这出剧在排练时也已看过多次，所以其中的机关早已熟知了。尽管如此，也不知是在竹笼里装了石头做成的“真首级”落地的那一瞬间，还是在因为“——那是我弟弟的头！”这句怒吼声而受了惊吓的那一瞬间，又或者就我记忆中的真实情况而言，其实是这二者合成的最危险的一瞬间，我还是恐慌得哭喊着滑落到地上，抽起筋来，昏了过去。当我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抬回了家。我听到枕边的祖母对妈妈说：“连曾孙也受血脉影响，真是可怕啊！”由于恐惧心理还在作祟，所以我仍旧闭着眼睛、硬挺着身体，装作还没有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样子。
“我第一次出版翻译作品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信，是山谷小学一个退休教师写来的，你还记得吧？汇演那会儿，他是学校的首席教员。他是搞数学的，可他正在研究乡土史，那出戏的剧本就是他写的。但是他信上说：那年冬天战争开始了，第二年又变成了国民学校制度，那个汇演的剧本出了问题，他被降格成了一般教员。于是我又在回信里问他：我的曾祖父真的杀了他的弟弟吗？他回信告诉我说，那种传说似乎有误，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史实是我的曾祖父让他那农民暴动领袖的弟弟逃去高知了，他还说他也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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