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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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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这构成了一个矛盾。现在胡适的主张，就是要取消后一个功能，希望北大远离政治，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主要的是一个学术传统——他依然强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但胡适其意又不仅在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影响”，即为“天下师”，进而取得政治权力，为“国师”，“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所以他的远离政治，主要是远离民间反抗政治，而最终还是要进入国家政治体制，推行精英政治的。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转化的。
鲁迅：不妨做“泥土”，
北大应“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鲁迅没有对北大学生作过演讲。这和他在北大的地位有关：他不像胡适那样，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有指导学生的责任；他只是讲一两点钟课的兼职讲师，一般不对北大说三道四，只是北大二十七周年校庆时，应学生会之约，写了篇《我观北大》。
但鲁迅有几次在其他学校的演讲，寄语青年学子，也应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吧。一次是在北师大附中，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其中有这样一些话：“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但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而“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而“做土”也不容易，它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
鲁迅的这段“寄语”有几点很可注意：其一，他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的是使天才得以产生的，作为社会、文化根基的“民众”，这样的“平民”立场与眼光，显然不同于胡适的“精英”立场与眼光。其二，作为一个教育者，他在和青年讨论人生目标的选择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如何确立“大家都可以做”的更为“切近”的目标，而不是少数具有天赋的学生的选择。因此，他实际上是提醒年轻人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人生，而不要陷于浪漫主义的英雄梦中。其三，鲁迅其实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的，他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做“常人”、“俗人”，也即“泥土”，他绝没有胡适那样的做“国师”、“天下师”的情结，他甚至拒绝做年青人的“导师”。其四，但他并没有降低对青年人和自己的要求，他说的“泥土”是能够“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按我的理解也是具有“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还“不怕做小事业”，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鲁迅称之为“坚苦卓绝者”，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有一个《致语》，讲到当时的大学生活：“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学生们“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鲁迅提醒说：“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否则，“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不过使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鲁迅在这里把“革命”与“大学”、“学术”联系起来，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他所说的“革命”，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怀疑、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也就是鲁迅所要强调，并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失去了鲜活的思想的碰撞、冲击，校园里的师生就陷入了“无问题”也就“无思考”的状态，逐渐丧失了批判与创造的冲动与能力，导致精神的平庸和学术的萎缩和委琐，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都是一些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教授”，那确实“不过是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这样的大学教育是“无意义”的。
于是，我们也就懂得了鲁迅的“北大观”。鲁迅在他的《我观北大》的文章里，一开头就说，有人指他为“北大派”，他的回答是：“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我想，在座的北大同学听了这话，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鲁迅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他珍惜的是，北大有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呢？鲁迅说了两句话：“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们先看第二点。鲁迅举出的例子是：1923年和1925年，北大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在教育上倒行逆施，而先后两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这就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也就是捍卫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作为大学教育的生命线的“教育的独立性”，这确实极为难得，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再看第一点：“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正是和鲁迅对大学的“革命”功能的强调相一致的。这里所说的“新的，改进的运动”，我理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要坚持思想、文化、学术上的不断的“新的，改进的”即新的批判与新的创造；二是要和“新的，改进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实际运动保持联系，以不断获取新的思想活力。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坚持前面所说的，大学教育的另一条生命线：“思想、学术的自由”。
我已经尽可能如实地把胡适与鲁迅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对北大学子的期待，介绍给诸位了。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其实是显示了两种类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的，但他们也有一致之处，比如都强调思想与学术的自由，要创造“新文化”，等等。同学们作为今天的北大学子，对这两位老北大的师长的同和不同的期待，如何看待，作出怎样的回应，是你们自己的事。在认真的思考中，将形成每一个北大人自己的北大观，自己的北大期待，而这样的北大期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自我期待，自我选择。
第三个问题：我对北大的期待
不可回避的现实
我想从现在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说起：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这已经成为北大的奋斗目标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应该质疑的。
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当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北大的支路》，说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为什么“重大”呢？因为它显示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世界”观：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更有东方世界。但以后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狭窄了。我五十年代上北大时，入学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取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那时候的“世界第一流大学”就是“莫斯科大学”，北大以此为奋斗目标，也进行了“一边倒”的教育改革，结果导致了北大自身传统的强制切断。现在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据说这是一个“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美国的教育代表了世界一流水平和发展潮流，看来北大又要以成为“东方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可能导致中国大学教育、北大教育独立自主性的丧失。
强调中国教育的独立自主，当然不是拒绝接受外国的教育经验，但这里有三条线：一，必须是多元的吸取，而不能只限于某个单一的资源。二，必须吸取其“根柢”，即普适性的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不是枝叶。事实上，我们这里反复讨论的“教育独立，思想、学术自由”的思想，就是蔡元培先生那一代人吸取了西方教育的经验，并和中国教育实践结合的一个结晶，它是具有普适性的。三，必须重视本国的教育资源。这不仅有中国古代的教育资源，更包括了中国现代教育百年的经验，其中就有我们这里讲的北大传统，我实在担心，如果我们用“大换血”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很可能把北大那一点老底子都“改”掉了。我这里随便举个例子，都说老北大治学有一股“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必须改革。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北大之为北大，北大能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因为其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科学）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和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心态下，潜入生命和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和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看似无效（率），其实有大效、真效。我在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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