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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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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凰怠！ �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 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 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 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初，无锡人严彀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这是关于东林书院的第一本志书，由上卷、下卷及附录组成，虽然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但失之简略。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绪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上就是目前所见的三种《东林书院志》，是深入细致了解东林书院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这当然是几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 新认识东林书院，必须以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才能揭示真相。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2）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 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 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 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每 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 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 谈体会。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 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 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 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 朱，以穷理致知”，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 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 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 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是实 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 此描述自己：“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一 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 裁量人物”，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 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他说：“东 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 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 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 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这并非自谦的客套话，而 是真情的流露。
以这种心情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订院 规，其中有一条，力戒鄙、僻、贼、浮、妄等坏习气：“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 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暖昧不明及琐 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 也就是说，不得评论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这种主张，为后继者吴觐华所继承，并进 一步具体化：“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 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这一条被列为“今日第一时宜”。还有一条是“今 日第一禁戒”——东林讲会既然是“布衣聚会”，没有任何压力，因此在讲求学问时，不得 有“蝇营之听”：“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啐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 辨之类，不以入此门。”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的标榜，不仅 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清代人编写《明史》时，对此已经不甚了了，胡乱说些 “（东 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类，近人不加细察，人云亦云，误导了后世 学人，以致把它误解为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3）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0．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 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 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态，在东林书院潜心于学问，不再过问政治。但是政治还是给 他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恰恰来自他的挚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 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 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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