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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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第三章　　曾门弟子（9）




　　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的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但纵观李鸿章一生，他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鸿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说一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说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迂腐和执著的处世原则上看出曾国藩的人格来，那么，从李鸿章的聪明和实用上，我们就很难看出李鸿章真实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整体意义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也绝不如曾国藩那样执著，也不如曾国藩那样真实。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高个子的合肥人讲着一口合肥话，出入各种场所，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俏皮话。有时，这些行为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视野、缺乏原则，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所见到的，一直是那个冷静平稳、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李鸿章；或者是，一个故作幽默、自以为是的李鸿章。至于真实的李鸿章，却一直烟笼雾绕，更谈不上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鸿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也许，所有关于他的判断都显得有点武断，显得有点臆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总显得云里雾里，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倨傲的时候倨傲，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他的一手“迷踪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仅别人看不出他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点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聪明人本身就难得偏执和执著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李鸿章就是这样一边打着“迷踪拳”，一边从事着自己的改良事业。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举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只是一个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伟大的政治家总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体系以及自己强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种为着思想和主义献身的情怀。李鸿章似乎不是这样。在他一辈子当中，李鸿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袭华美的锦袍，在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也许，对于这个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来说，李鸿章最大的悲剧是：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无法“人之为人”，也无法面对自己。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中风卒于南京，消息传来，李鸿章不胜哀痛，他感叹说：“吾师果以死颖！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挽联，寄托了对恩师的绵绵哀思，也是对两人终生之缘的一个总结。李鸿章以后对曾氏之子纪泽、纪鸿多方照拂，又协助长兄李瀚章编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许，李鸿章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报曾氏一生的恩情。




第四章　　云中之鹤（1）




　　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