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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虚伪的形式-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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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第三部的问题是“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第四部的问题则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些问题也许不够宏大，也不够形而上，但是它们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性，我们能够从中触摸到个体精神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温。
再次，“人学”视野的确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作家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深度追求，这种追求既呈现为历史表象的真实，又更体现为特定历史境遇中人的心灵真实。换句话说，小说不是从历史的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是确立了人学视阈的历史书写原则。“历史”和“政治”不再是小说的主体，相反，“历史”、“政治”及其引发的灾难在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投影走上前台，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也使得《中国一九五七》在对“真实性”的理解与营构上超越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而具有了完全的人学意义。小说确立了两条精神线索，一条线索是自我反抗遗忘的战争；一条是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作家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与历史灾难置换成了个人自我灵魂的搏斗以及道德神话与政治铁律的较量。小说对政治与历史反思的“宏大叙事”被巧妙“悬置”，而人性审问与道德审问则取代政治批判与历史批判成了小说的“个人叙事”。与其说，小说反思的是政治和历史的悲剧，不如说作家反思的是“人”的悲剧、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自尊被扭曲、变形和主动扭曲、主动变形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政治史和历史的价值已经完全让位于了对于知识分子心灵史和精神史的解剖。在作家的理念中，历史的灾难也好，政治的灾难也好，说穿了仍然只是“人”的灾难。“人”既是这种历史和政治灾难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政治与历史灾难的参与者与执行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以及人性的残损加剧了政治和历史灾难的酷烈程度。在K大如果没有范宜春的卑鄙与奸诈，至少冯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灾难；在我乐岭如果没有张克楠这样阴险、无耻的知识分子败类，李戍孟、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悲剧也不会那么惨烈。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你就很难想象知识分子的灾难会如此迅速如此大面积地扩散与弥漫。而这也是这部小说在政治与历史反思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地方，它真正击中了知识分子最为脆弱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并不是这部小说反思的艺术目标，小说反思的惟一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所有的“历史”、“政治”的画面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心灵的过滤，变成了“心灵的风景”。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2）
三 “人”的失败与“艺术”的胜利
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开掘的深度其实也就代表了小说的深度。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的人性力量、美学力量与思想力量的根源。也许与小说对“历史”、“政治”反思的人学视野有关，尤凤伟在这部小说中大展宏图，一气刻画了不下五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人物虽都着墨不多，而且作家使用的也是散点式随机性的笔墨，但每个人物却都个性鲜明具有艺术的自足性。对作家来说，这既是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更深刻的艺术意图。人物的众多以及面目的各异，其实正是为了寓言那场历史灾难的普遍性，是为了突出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中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这样，每一个人物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了整体的“类”的一个部分，他们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其实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九五七》与其说是想建构一个历史与政治的寓言大厦，还不如说是为了建构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人性博物馆”。而这也正是尤凤伟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达到“宏大叙事”效果的又一例证。虽然，在小说中作家尽力展示的是“人”在与“历史”和“政治”对峙中的失败，但在对人本身的艺术塑造上，小说又恰恰证明的是“人”的胜利。在现象和现实层面上，人是历史和政治的“牺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但在艺术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是小说最后的赢家。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在人性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统一中呈现其在“人学”领域的成就的。
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历史、政治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政治化与历史化这两条艺术原则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小说的如椽巨笔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引领下突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在作家笔下，人物的“精神战争”主要在三个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展开：一是人物灵魂世界的自我搏斗；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精神较量；三是人物与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对峙。这三者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也构成了作家所要发掘的人性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自私与坦荡、软弱与坚强，既是泾渭分明的，又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的，它们构成了小说所塑造的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基色。一种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为代表的坚守人格自尊与信仰原则的知识分子。冯俐以自己的道德伦理去对抗冰冷的政治伦理，不惜慷慨赴死；李宗伦为了“打狗的猎枪不能打人”的人格自尊，自绝尘寰；李戍孟为了自己“书写的权利”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龚和礼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之原则，宁可“食草”，吃得满嘴绿牙浑身浮肿死去，也不愿做“食蛇”的“野兽”。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换回了知识分子“人格”的自尊。一种是以高干、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为代表的苛且偷身、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高干为了讨好管教，不但处处积极表现，还不断打小报告；张克楠为了巴结管教甚至不惜卑鄙地为管教捉笔“剽窃”泰戈尔的诗；而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人在我乐岭农场阉割残害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一幕，可以说既放大了他们人性中的丑恶，也隐喻了知识分子自我阉割的恐怖。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另一极，他们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良知却完全被阴暗丑恶的人性淹没，这使他们最终成了统治者的同谋与帮凶，成了对于同类的施虐者与施暴者。再一种就是主人公周文祥、吴启都、高云纯、苏英、张撰、解若愚、陈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周文祥曾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但落入政治的陷阱之后，他就沦入了既不能拯救别人，也不能拯救自我的悲剧境地。虽然他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并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强制性的自我阉割与自我扭曲已经使他一步步地变得妥协、软弱、明哲保身，失去了与现实抗争的能力。在第三部中他的最终成为“食蛇”一族，以及第四部中他和劳改犯们排队“告密”的场景都具有很强的寓言和象征意义。它象征化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心态和精神状态，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死亡”的历程。在小说中，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被作家置放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刻画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性问题其实已经被置换成了生存问题，生与死的选择、求生与本能的冲突使得小说中的人性哲学根本上超越了美丑善恶的层次而突进到了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的疆域。这方面，第三部中围绕“吃蛇”与“食草”而上演的一幕幕具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的戏剧就是这种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又不完全是一种对峙和冲突关系，实际上他们还是互文性与互补性的，他们各自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一个侧面，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影子或心理潜意识。
与“人”的毁灭主题相呼应，“美”的破碎也是小说悲剧性美学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源。小说的主体当然是反思和书写历史的灾难，但是在这种灾难的边缘我们仍然不时地能遭遇“美”的亮色与闪光。作家对美好事物、美丽人性的寻找与向往不是为了去营构一种虚幻的美之乌托邦，而是为了借这种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反衬历史的灾难，来反思历史的黑暗。因为，美越是纯粹，越是趋于极致，她的毁灭带给人的刺痛才越是尖锐和持久。这大概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尤凤伟是一个书写民间传奇的高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爱情”传奇无疑是最能体现尤凤伟风格的华章。周文祥和冯俐、吴启都和齐韵琴、张撰与王妃、竹川与她的乡村女子，这四对爱情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旋律，每一对爱情都如泣如诉，每一对爱情也都不缺浪漫、忠贞与甜美。但是同样，每一对爱情也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在爱情悲剧降临的那一刹那，绝望弥漫在小说的天空，它激起的是我们灵魂深处经久不息的忧伤。而天真、可爱、善良的小建国的死，以及善于在“地狱”中寻找美与艺术的画家张撰的命运，也无不折射和象征了小说所描写的那个“黑暗的年代”对于美、童真、艺术和人本身无可逃避的巨大毁灭力量。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3）
四 “回忆”叙述与文体意识
我一直把尤凤伟视为山东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对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有超常敏感的作家，也是一个在艺术上极富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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