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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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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军援顾问团官员都同意他的说法，许多越南官员也深表同意。他们都认为，短期之内改变现状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国作战部队的介入。（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只允许390名军事“顾问”前往越南，尽管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到了700名，但没有一人属于美国作战部队。）可是即使美国大军压进，也只能延缓败局的迫近。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撤军，共产主义者最终将统治越南。
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说句实话，是个精通冷战的“鹰派人物”。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沙集团宣布成立，同年发生了柏林墙危机。随后几年里，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反对苏联。在军队服役期间，我选择了海军，担任了三年的步兵军官。退役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公司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冷战的军事行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遏制苏联的核威胁，因此最希望听到的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在越南失去了领导地位。但是，上校的观点使我确信，美国无法在越南获得胜利。
回到兰德公司后的一个月，私下里和上司交谈时，我提到，我们应该远离越南，停止反叛乱研究，至少停止针对越南的此类研究。我们在那必输无疑，失败的态势根本无法扭转，所有与越南相关的研究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会和几个月前猪湾事件中的工作人员一样，面临同样的厄运。因此我私下里决定，置身事外。
但是肯尼迪政府短期之内并未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从越南回去后的几个星期，由总统高级顾问泰勒·马克斯威尔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将军率领的白宫代表团，奔赴西贡，为总统评估当前的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代表团回国后一个月，白宫宣布扩大对越南的干预。11月中旬，总统肯尼迪不断增加在越的军事工作人员数量，从此在越工作人员数量超过了1954年《日内瓦公约》的最高限度。1961年的最后两个月，总统又把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增加了一倍，同时为越南的部队提供支援：直升机公司以及通讯、交通、后勤补给和情报方面的专家。
我对总统的决定并不感到诧异。令我欣慰的是，与前几周媒体的估测相反，总统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尽管我认为，扩大干预的程度也是一种错误的举动。（到1963年，总统遇刺时，美国在越南的“顾问”数量已增加到12；000人，同时私下里向越南提供支援，但是仍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所有这些征兆都表明，我所惧怕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做出明智的决定，置身事外。
整整三年，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过。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1）
1964年８月４日，星期四早晨，我开始在五角大楼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就有一名信使，一路小跑着奔入外面的接待室。他手里拿着一封加急电报，要交给我的上司。秘书告诉他，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刚刚离开办公室，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到会议室开会去了。于是秘书把信使带到我这儿——助理国防部长的新任特别助理。把电报交给我后，信使便匆匆离去。读完信后，我才知道信使为何如此行色匆匆。
电报是约翰·赫里克上校所发。赫里克上校是驱逐舰舰队指挥官，该舰队由两艘驱逐舰组成，驻扎在东京湾，濒临南中国海的北越地区。电报称，北越的巡逻船只正在对他们开火。舰船现位于公海，距离北越的海港还有６０多海里。下辖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麦道克思号指挥舱中的声纳操纵员听到了鱼雷的攻击声。还有一鱼雷与另外一艘驱逐舰杜恩勒号擦身而过。
把电报交给我后，信使随即穿梭于五角大楼信息中心，国际安全事务部和国防部长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公务人员办公室。十分钟后，又来到我这儿，拿着另外一封编号相同的电报：“我们不断遭遇到鱼雷的攻击。”
几分钟后，赫里克称，又有一枚鱼雷与其擦身而过，还有两枚正冲过来。舰船予以回击，有可能已经击毁了其中的一艘。现只能依据雷达信号回击，没有目视联络。四周一片漆黑，乌云密布，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时间接近凌晨。
美军舰船遭受袭击可是非同小可。这是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海军舰船遭遇到的第二次攻击。但却是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美军所遭遇的第二次攻击。第一次发生在８月２日星期天，也是赫里克下辖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麦道克思号在东京湾巡逻时遭遇袭击。当时正值中午，能见度很好，三艘北朝鲜鱼雷快艇向麦道克思号发动攻击，并发射鱼雷。所有的鱼雷均未击中目标，也未对军舰造成任何伤害，只不过是在舰船的排气管上留下了14。5毫米长的弹痕。麦道克思号进行了还击，就近的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上的海军战机也对其发动了反攻，所有北越船只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被迫离开。
因为未对美军造成重大伤亡，约翰逊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只不过又另行派遣杜恩勒号驱逐舰前往执行任务，同时命令原有两艘驱逐舰继续执行所谓的日常巡逻任务，以确保美国在国际公海航行的权利。周一的时候，总统发布命令，如再次遭遇袭击，不仅要驱逐攻击舰船，而且还要将其击毁。他已经向河内正式提出了抗议，警告他们，“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挑衅性军事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后果”。除了最新的声明，我在周一的晨报上看到了所有的相关内容。下午，又看到了针对本次事件的机密文件，了解了一些更多的内容。
现在，只要有一份新电报送过来，我就要看一下上面六位数的发送时间和日期（随后会有一封指明时区和月份的信函）。时间和日期一般位于电报的左上角。前两位数表明发送的日期，某月某天。后四位数是发送的具体时间，按军事时间（凌晨为2400）判定，第一份电报发于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42分从赫里克的指挥船上发出的（东京湾时间下午９点42分）。我把发送时间和五角大楼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对照了一下，发现只差了半个小时。在非信息时代，如此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实在令人惊叹。第二份也是一样，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52分发出，交到我手中时是11点20分。随后几分钟，不断有电报发过来。赫里克的每份电报皆按“火急电”发出，这是情报处理的最高级别。所以一旦到达目的地，就要进行优先考虑，迅速处理，再次发送或进行分发。
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分钟对于这样的一次突发事件还是显得太漫长了。周日，地面与空中的交战只持续了37分钟。当我读到第一封信函或是最后一封时，地球上另外一边所进行的激战可能已经偃旗息鼓了。一艘驱逐舰可能已被击中，可能已沉入大海。而我们看到的，还是它如何巧妙躲避攻击，如何成功击毁攻击舰船。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人可以获悉事情的进展。
那时还没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以根本不可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世界另一个角落中所发生的事情。华盛顿和西太平洋驱逐舰之间甚至无法进行直接的对话。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无线电或是电话与太总部司令尤利赛斯·夏普上将联系。但是太总部的指挥部设在夏威夷，从夏威夷到东京湾，和美国到夏威夷距离一样远。太平洋舰队的电报，以及其他方面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堆到了我的案头，可是这些电报，无论从频率还是速度上说，都比不上驱逐舰发来的火急电。尽管赫里克发来的一封封电报，并不足以让我们实时地观察到冲突的状况，但是这些电报的频率之快，也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所发电报个个都形象生动。赫里克发电报时，可能正值他发布军令之时。麦道克思号驱逐舰上的声纳系统显示，有舰船向美国军舰发射鱼雷。两只军舰正欲调转方向，躲避鱼雷，同时依照杜恩勒号驱逐舰上雷达的指引，对黑暗处的目标进行回击：“鱼雷未击中目标。又有一船只向我们开火。四枚鱼雷向我们冲来。不，是五枚……噢……我们至少成功躲过了五枚鱼雷。”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2）
九枚鱼雷向美国舰船冲来，随后又冲来１４枚，２０枚；水面上霎时满是穿梭着的鱼雷。许多北约鱼雷艇被击中，至少有一艘已沉没。四十分钟后，也可能是一个小时后，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还在继续。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舰船时而躲避鱼雷，时而予以还击，空中盘旋的飞机在杜恩勒号驱逐舰雷达的指引下，不时向敌方投掷炸弹。不可思议的是，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多如潮涌的最新战况报告才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情况。但随后发来的一封电报，虽然没有彻底推翻先前的信息，却也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刚刚的一切。
在那相对平静的一个小时之内，信使拿着大堆来自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的电报以及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其他部门的研究报告，匀速穿梭于各部门之间。我坐在办公桌前——现在还记忆犹新——正准备为麦克诺顿整理今天的所有信息。就在这时，信使又拿着一封电报跑了进来，再次变得行色匆匆，交给我一封赫里克发来的火急电：“对刚刚的军事冲突进行再度评估之后，发现先前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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