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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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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2）
从来没有一个班或是一个排从桥下的总部冲出来，挑战村落中的越共士兵。越共不过是晚上在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可是南越陆军居然毁掉了整个村落，炸伤了他的近邻。也许越共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惩罚当地的村民。也可能是他们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觉得村民和越南陆军之间狼狈为奸，故此决定借越南陆军之手，在当晚除掉这个村庄。也许是越南陆军的营长出于某种原因，想以此惩戒当地村民。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后受苦的还是村落中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越共的那个班，在攻击开始前，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任何伤亡。每个人都同意，是越南陆军首先开火的。
我不知道，此次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村舍之间离得很近，所以几轮轰炸过后，熊熊烈火就可以从一个村舍蔓延到另外一个。任何一片村舍林立之处，都有大人和小孩在废墟中四处搜寻破碎的陶器和茶具碎片，寻找玩具和面目全非的照片。我把当时摄下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村民个个神情沮丧，只有小孩们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玩具时，偶尔会眼睛一亮。
只有设身处地，方可见到此情此景。顾问不会进行汇报。十天以后，我查看了相关记录，但并未发现顾问对此的相关汇报。
我继续讲述十天来亲眼所见的另外两件事。我对绥靖计划援助建设的各个校舍进行了调查。我们按照非军事援助计划，为各个学校提供了水泥，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让这一切不攻自破。走在学校的地面上，会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深陷在水泥中。要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在墙上或是地面上蹭几下的话，马上就会碎屑乱飞，时不时还会刮出一个坑来。这就是所谓的“水泥”——其实全是沙土。一个省的援助代表告诉我，美国国际援助署规定，为每个教室提供７５袋水泥。但是在实际建设时，每个教室才用了３０袋水泥。地区长官挪用了剩余水泥，把它们放在黑市上去卖，用于富人在西贡建筑自己的寓所。我在会上转述美国代表所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这些水泥的去处。绥靖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民众又可获得什么好处呢？绥靖计划带来的背信弃义，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假冒伪劣的建筑工程，会不会让人们对政府愈加失望呢？我们应该继续深究这些问题。”
和我聊天的其他顾问，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说，人们知道水泥的去向，知道这些水泥没有用于建设学校，造福孩童的事业上。他们也明白，美国政府对一切勾当了如指掌，但是美国对他们听之任之。越南人对美国和越南政府恨之入骨，所以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民族解放战线。的确，越共也曾摧毁了一些业已建立的学校。在公路边，在义勇军的哨所边，随处可见上述场景。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共根本没必要攻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早已摇摇欲坠。我把自己陷入所谓的水泥地时摄下的照片，连同其他沙土教室的照片一起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官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上看得一清二楚。微风轻轻吹过，就可卷起阵阵沙土。上个月刚刚才建设的教室，美国所施的恩惠，在我们的眼前立时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所汇报的第三件事是有关一越共村庄的情况，该村庄由两个村落组成。这些村落由３８特种部队保护。３８特种部队，是按照美军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村落中走访时，我发现弹痕累累的墙上有一些标语。标语用越语写成，找人翻译过来以后，发现都是污言秽语。所有口号都是在侮辱美国任命的革命发展干部。标语全部都是特种部队所刻，墙上的弹痕也是他们所为。有人告诉我，特种部队的一个连长曾命令一个女干部和他同居，但是被女干部严词拒绝。领导让她保持缄默，顺从连长。她再度严词拒绝。因为该事件，革命发展干部和特种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几名干部在冲突中死亡。那个时候，越共不断对特种部队军营发动攻击，座卧不安的特种部队，一怒之下，血洗了这些村落，许多村民惨死在他们的枪口前。特种部队抢走了村落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强奸了很多妇女，其中包括那名女干部。因为害怕特种部队，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已撤离该处。３月２７日的早晨，正值我造访村落之时，我收到信息，村落中的村民已经跟越共接触过了，要求越共帮助他们打击作威作福的特种部队。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我说道，我们应该告诉总统，物质支援、金钱和装备——诸如为学校提供水泥，为越南武装部队提供资金——不会收到任何成效。如果我们继续如此，美国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占据任何主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就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6年一年，总统不要希望看到任何进展。
当时，我竟然在总统派来的代表面前，和与会的军方人士针锋相对。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心惊胆寒。但是，十天以来，不辞辛劳，驱车在公路上考察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追随约翰走南闯北，我才掌握了这样一张重要的牌：整个会议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遍访各个村落，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和我同级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观察，就这些情况做出评述。再加上自己向来义无反顾，所以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使得他们无法肆意指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3）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法宝。将军的那番话再次展示了这种法宝的魅力。我指出，在一些地方，情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改善的速度如何，幅度又有多大？是不是远远无法跟越共相提并论？到今年年底，是否会推翻我的观点，向总统汇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说，本人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
七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４月，面对审讯的我，正在向陪审团描述当日汇报情况时的情景。我的律师让我讲述越南的经历，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使用“我获悉”或是“我认为”这样的字眼时，或是提到自己所写的书面材料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反对。不过，我发现，原告很难对亲眼所见的情景，口头汇报的东西提出反对。所以我决定提及这次口头情况介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想法，阐明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
在讲到浓烟滚滚的村庄时，我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依据当时的法庭记录显示，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整整一分钟，我喉头哽噎，实在无法继续。恢复常态后，我继续讲了半个小时，回顾了当时自己所介绍其他细节。审讯中的午餐时间，我走进被告房间，忍不住潸然泪下。
被告团的其他人员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我哭泣的原因。此前曾进来和律师攀谈的记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看到我双手掩着脸面，不住抽泣时，他们赶忙关上门，匆匆离开。午餐结束后，我洗了把脸，走入法庭，继续站在证人席上作证。大部分人认为，可能是因为作证时过于紧张的缘故，我才会支撑不住。
我失声痛哭，是因为自己早上又看到了越南的场景。滚滚浓烟从燃烧的睡毯中升起，一名老妇人从一片废墟之中拾起粉红的茶杯。整整七年，我没有再想过当时的情景。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一切。我所拍摄的照片，展示给与会将军和科默的照片，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手中捧着烧焦的塑料玩具。越南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1966年春天，第一军团下辖的南越北部各省，包括顺化和岘港，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佛教动乱。在此之前，休伯特·汉弗莱曾对西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公开表示对阮高基将军的支持。
能够获得美国强有力的支持，阮高基将军喜出望外。他决定罢免自己的死对头阮政施将军。阮政施将军可能是越南陆军中最为出色的指挥官。尽管阮高基和阮政施都是佛教徒，而且执掌岘港第一军团的阮政施，与北方的佛教徒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阮政施拒绝离任，并且号召佛教徒一起支持他。这些佛教徒置西贡政府于不顾，加入了阮政施的部队，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取代阮高基政权。
洛奇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决定向岘港空运越南海军，坦克和飞机，平息叛乱。当时，僧侣，妇女和孩童当街立起了佛教圣坛，所有的游行者都围坐在旁边。越南陆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坦克来到圣坛前时，停了下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坦克从圣坛上辗过去。这正是人民力量的生动写照，和后来的菲律宾人，以及在北京天安门前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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