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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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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但却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我不明白像艾达·里恩这样的艺术家，这么迷人的女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也许与她的年龄有关，那时她快到五十岁了吧。她一直是奥古斯丁·戴利所宠爱的人，因此她反对戴利先生从剧团里挑选漂亮的女孩演重要的角色，她也许怕这些女孩会在两三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取代她的地位。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对她极其敬佩，在那时如果能得到她哪怕一点儿善意的鼓励，我都会珍视一生的。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她却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我。相反，她用行动明白地表示她的鄙视。记得在《暴风雨》的一场戏中，米兰达和裴迪南德举行婚礼，我跳舞向他们表示祝贺。在我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她故意扭过脸不看。这让我非常尴尬，简直跳不下去了。
在《仲夏夜之梦》的巡回演出中，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芝加哥。我又见到了我的男朋友，这令我欣喜若狂。那时正好也是夏天，如果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在林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也进一步了解了米洛斯基的智慧。几个星期后，我要回纽约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到纽约跟我结婚。万幸的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了解，发现米洛斯基在伦敦已经有了太太。母亲吓坏了，坚决让我跟他一刀两断。
第三章初遇大师
现在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纽约。我们设法在卡耐基会堂内弄到一间带洗澡间的排练房。为了腾出足够的地方跳舞，我们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没有放置其他任何家具。排练房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幕布，白天我们就把床垫立起来，没有床铺，晚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条被子。就像在旧金山一样，伊丽莎白在这间排练房里办她的舞蹈班。奥古斯丁加入了一家剧团，大多数时间他都到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在新闻界闯荡。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排练房按小时租给人教演说、音乐及唱歌等。但全家只有这一间房子，租给别人时，我们全家人只得出去散步。记得我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使身上暖和一点。回来时，我们常站在门口听一听。有一位教演讲的老师老是教一首同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梅布尔，小梅布尔，总是把脸贴在窗上”。这位老师总是用很凄凉的声调来朗诵，他的学生却总是毫无生气地慢慢重复，老师就大声训斥：
“你体会不出诗中的感情吗你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出吗”
这时，戴利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模仿日本艺妓的表演方式。他让我参加四人小合唱，但是我从来就不会唱一个音符！其余的三个人也说我老是带得她们跑调，因此我常常是很自然的站着，光张嘴巴不出声。母亲说我们演唱时，其他三个人的表情很难看，只有我的脸却还是那么可爱，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扮演艺妓这件蠢事，使我跟戴利原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终点。有一天熄灯后，他走过黑乎乎的剧场时发现我正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对剧团最近干的这些愚蠢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他说对于这种“艺妓”表演，他跟我一样也不怎么喜欢，可他得考虑剧团的经济收入。接着，为了安慰我，他就用手抚摸我的后背，这让我非常气愤。
“我有我的才华，您既然不想让我发挥作用，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呢？”我说。
戴利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戴利，因为几天之后我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了。从此，我开始讨厌剧院。在这里，你得夜夜重复那些无休止的台词和动作，忍受别人任性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戏剧中对生活的看法和长篇大论的废话，都让我难以忍受。
我离开了戴利后，回到了在卡耐基会馆的排练房，我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我又可以穿上练功服，在母亲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了。可白天我们很少能用上这间房子，可怜的母亲不得不经常为我整夜地伴奏。
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根据他的《纳吉苏斯》、《奥菲利娅》和《水仙女》等乐曲创作了舞蹈。有一天我正在排练房练舞，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双眼冒火，头发直立。虽然他还很年轻，可他看上去好像染上了某种可怕的致命的疾病。他冲了过来，朝我大喊大叫：
“我听说你在用我的音乐跳舞！不行，不行！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任何人不得用它来跳舞。”
我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把椅子旁。
“请坐，”我说，“我先用你的音乐跳个舞给你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然后我用《纳吉苏斯》跳了一段舞。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纳吉苏斯站在小溪边，凝视着水中的倒影。他看着看着，终于爱上自己的影子，最后他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我就这样按我的理解给内文跳了一曲。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全结束，他就从椅子上跳起，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双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歌舞女神。你跳的这些动作，正是我创作这首乐曲时想到的。”
接下来，我又给他跳《奥菲利娅》和《水仙女》。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最后他干脆主动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优美舞曲。——使我终生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他虽然给我弹奏过很多次，却始终没有记录下来。内文被彻底征服了，他建议我在卡耐基会堂的小音乐厅里举行几次舞蹈演出，他要亲自为我伴奏。
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第三章伦敦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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