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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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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他惊诧道，“我看到您的舞蹈、您的美丽和您的青春竟会不欣赏？唉，我是多么蠢啊”他又补充说：“现在太晚了，太晚了”
“永远不会太晚的，”我回答说。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评价很高——关于这件事，下面还要提及。
说实话，我那时真不明白，既然我已在伦敦激起了几乎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画家和诗人的热情赞赏，如安德鲁·兰、瓦茨、埃德温·阿诺德爵士、奥斯丁·杜布森和查尔斯·哈利等，为什么伦敦的剧院经理们却无动于衷？也许我的艺术所传递的信息都源自灵魂深处，是他们那种粗劣而又功利的舞台艺术观点所难以理解的。
我白天都在自己的排练房里练功，每到黄昏时，要么是诗人来给我读诗，要么就是画家带我出去或看我跳舞，他们两人从来都不碰面，因为相互之间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妒意。诗人说他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和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而画家则说他实在搞不懂我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怎么和一个毛孩子搅在一起。但我在与他们俩的友谊中都感到了快乐，实在弄不清究竟更喜欢哪一个。不过星期天是完全留给哈利的，我们俩在他的画室中一起用午饭，吃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鹅肝，喝点雪莉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有一天，他允许我穿上了玛丽·安德森那件著名的演出服，摆出各种姿势，为我画了好几张速写。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1）
他的口语式的讲话方式、亲切表达的独白，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最重要的演员。他与埃伦·泰瑞合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演出，成为英国戏剧史上的佳话。上图为他扮演的夏洛克剧照
虽然我们总是入不敷出，但是那段时间的生活很稳定。可这种日子让雷蒙德感到不舒服，他去了巴黎。到了春天，他接连从巴黎发来电报，催我们到那里去。就这样，我和妈妈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坐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轮船。
离开了大雾弥漫的伦敦，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到了法国的瑟堡。法国看起来像个花园，从瑟堡到巴黎，我们一路上老是把头伸出三等车厢的窗口，饱览窗外的美景。雷蒙德在火车站接我们，他留着齐耳长发，穿一件翻领上衣，领带飘垂。我们对他的装束的怪异表示不解，可他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的时尚。他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我们看见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为给我们接风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说值三十生丁。喝完酒，我们就开始出去找排练房。雷蒙德会说“chercher”（寻找）和“atelier”（排练房）这两个法文单词，于是我们就沿街边走边喊：“Chercher ate…lier。”可是我们并不清楚，法语中atelier这个词不仅指排练房，它还可以指任何一种工作场所。黄昏时，我们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一间排练房，房租非常便宜，一个月才五十法郎，还有家具。我们喜出望外，立即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当时我们不明白房租为什么那么便宜，可到了夜里就明白了。我们静下神来刚要休息，忽然感到一阵可怕的震动，整个排练房和里面的一切东西好像都跳到了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这样的震动出现了一次又一次。雷蒙德下楼去查看，结果发现我们正住在一个夜间印刷厂的上面，难怪房租那么便宜呢。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很沮丧，可是当时对我们来说五十法郎可是一大笔钱，所以我说我们就把这种噪音权当海涛声吧，就算我们是住在海边吧。这里看门的给我们提供伙食，每人午饭二十五生丁，晚饭包括酒是一法郎。她常常给我们送来一盘沙拉，然后很有礼貌地笑着说：“先生、女士们，沙拉就由你们自己来调一调吧！”
雷蒙德断绝了与女店员的来往，一心陪伴我们。初到巴黎，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我们常常在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先到卢森堡花园里跳舞，然后走几英里到巴黎卢浮宫待上几个小时。雷蒙德有一本包括各种希腊花瓶图案的画册，我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让管理员起了疑心。我只好连连比划着给他解释我们是来研究舞蹈的，他大概觉得我们是无害的疯子，于是就不再干涉我们了。记得我们常在打蜡地板上坐上几个小时，滑着看下面的几个架子上的展品，或者踮起脚尖叫喊：“看，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快来看，这是美狄亚①在杀她的孩子呢”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去卢浮宫，直到关门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虽然没有钱，在巴黎也没有朋友，可我们好像应有尽有，卢浮宫就是我们的天堂。那时我常穿件白色外衣，戴一顶自由帽；雷蒙德则戴一顶大黑帽，衣领上翻，领带系得很随意。当时在那里见过我们的人后来对我说，两个年轻人完全陶醉于希腊花瓶的世界中，就像两个疯子。卢浮宫关门后，我们便踏着暮色往家走，还要在杜伊勒利宫花园里的雕像前逗留很长时间。回到家吃完芸豆和沙拉，喝过红葡萄酒后，我们真感到像神仙一样快乐。
雷蒙德的铅笔画画得特别好，几个月内他已经临摹完了卢浮宫内所有的希腊花瓶。但后来他出版的画册中有几张侧面人体画像，人们误以为那也是从希腊花瓶上画下来的，实际上是雷蒙德在我跳舞时为我画的裸体舞蹈像。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去了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其他所有的博物馆。我对巴黎歌剧院门前正面卡波尔创作的群像和凯旋门上吕德创作的浮雕也特别着迷。每一座历史建筑物都令我们驻足观赏良久，悠久灿烂的法兰西文化使我们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心驰神往，兴奋不已。春去夏来，规模宏大的一九○○年巴黎博览会开幕了。一天早晨，查尔斯·哈利突然来到我们在盖特街的排练房，我又惊又喜，而雷蒙德却很不高兴。哈利是特地来参加博览会的，从那一刻起他就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像他这样聪明而又迷人的向导再难找出第二个了。我们整天都在各种建筑物中穿梭游逛，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上就餐。哈利温柔体贴，当我累的时候，他就用轮椅推着我走。但我却总感到很疲倦，因为博览会上的艺术品根本无法与卢浮宫的艺术品相提并论。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利。
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乡下，在凡尔赛宫花园或圣日耳曼的森林散步。我在林中给他跳舞，而他则给我画速写。夏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当然，可怜的妈妈和雷蒙德并不像我这样高兴。
一九○○年的博览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伟大的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接连好几天晚上，我和查尔斯·哈利都为这位伟大的悲剧演员绝妙的表演所倾倒。
博览会留给我的另一个终生难忘且更为深刻的印象，是“罗丹馆”。在那里，罗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的全部作品首次公开展出。我第一次进这个展馆时，我对这位艺术大师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每次参观时，当听到那些无知的观众说“他的头在哪儿”或“他的胳膊怎么没了”时，我都非常气愤，常常回头厉声斥责他们：“你们懂什么！这不是人体，是艺术，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生的理解。”
秋天到了，博览会也临近尾声。查尔斯·哈利就要回伦敦了，回去之前，他把我引荐给了他的外甥夏尔·努夫拉尔。“我把伊莎多拉托付给你来照顾！”他叮嘱道。努夫拉尔大约有二十五岁，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对照顾一位清纯美丽的美国女孩还是很乐意的。他马上对我进行法国艺术教育，给我讲了许多哥特建筑的知识，而且使我懂得了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盖特街的排练房，用仅有的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个大排练房。雷蒙德颇具匠心地进行了装饰，他把锡纸卷成筒套在煤气灯的煤气输出口上，让煤气穿过锡纸筒吐露出火焰，就像古罗马的喷灯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的煤气费一个劲地增加在这里，母亲又开始演奏她的音乐，就像我们童年时代一样。她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弹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我们的排练房没有卧室，也没有浴室。雷蒙德在四壁上画满了希腊圆柱，我们还有几个雕花的柜子，里面放着床垫，到了夜里就取出床垫铺在柜子上面睡觉。雷蒙德感到什么鞋都不舒服，于是就发明了他那著名的休闲鞋。雷蒙德很有发明创造的才华，每天夜里都花大半夜时间来从事他的发明，没完没了地敲敲打打，我和可怜的母亲只能躺在柜子上尽最大的努力入睡。
努夫拉尔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有一天，他把他的两个好朋友带到我们的排练房来了，一位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吉耶；另一位是个青年作家，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尔很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把我看成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给他们表演了舞蹈。那时我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华尔兹和玛祖卡舞曲。母亲给我伴奏了好几个小时。那天她弹得棒极了，犹如男子般刚健有力而又激情洋溢，对作品的驾驭恰到好处。就在那时，雅克·博吉耶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他母亲德·圣马索夫人——一位知名雕塑家的妻子，邀请我在某个晚会上给她的朋友们跳舞助兴。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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