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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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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塞纳河畔（3）
这个理论似乎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但站在舞蹈学习班的孩子们面前时，哪怕是面对最年幼无知的学员，我也会说：“用你们的心灵去听音乐。现在，你一边听，是不是同时能感觉到有一个自我正在你内心深处觉醒——正是靠这个自我的力量，你才抬起你的头，举起你的臂，慢慢地走向光明。”她们都能领会。这种觉醒，是学习我理想中的那种舞蹈的第一步。
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能懂得我的理论。从那时起，即使在走路时，她们的一举一动也都具有一种精神内涵和优雅神韵，这并不是外在形体动作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靠理智所能创造的。这就是我的舞蹈学校中很小的孩子都能在特罗卡第罗剧院或者大都会歌剧院的大庭广众面前显示出磁石般的吸引力的原因，而这种吸引力一般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拥有。可惜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在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下，这种能力离开了他们，她们也就随之失去了灵性。我青少年时代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已使这种能力在我身上发展到极致，使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排除外界的一切影响而靠这种能力独自生活下去。所以在经历了一次次追求世俗之爱的打击之后，我的情感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又回到了这种能力上面来。
此后，当安德烈心怀胆怯和内疚地来我这儿时，我便滔滔不绝地用几个小时给他讲关于我的舞蹈艺术和人体动作的新学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我向他解释我所发现的每一个动作时，他从未表现出厌倦和心不在焉，而是以最诚挚的耐心认真倾听，并深表赞同。我那时也梦想能发现一种原始动作，可以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舞蹈动作，而这些舞蹈动作只是原始动作下意识的反应，而不是靠我的能力去创造。在这方面，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有几个主题舞蹈都是由一个原始动作生发出一系列不同的动作。例如“恐惧”这个原始动作，它先是自然引发出“烦恼”的情绪，由此自然产生出一系列“悲伤”的舞姿，或者说是哀怜的动作。一套优秀的舞蹈动作的展现应该像鲜花绽放，舞者所要表达的就是四溢的馨香。
这些舞蹈没有现成的伴奏音乐，但它们又好像是从某些不可知的音乐中自然演化出来的。在这些研究中，我最初曾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研究过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音乐，母亲不厌其烦地为我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尔甫斯》的整个音乐，直到曙光爬上窗口。
那扇窗子很高，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而且也没有窗帘——因此母亲一抬头，总能看到天空、星星和月亮。有时候，大雨如注，水流如幕，细流会洒落在地板上，因为排练房顶层的窗子一般很少防雨。冬天，排练房寒风刺骨，冷得要命；而到了夏天，我们则像住在烤炉里一样。因为只有这么一间房子，所以我们挪动地方总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年轻人毕竟适应能力强，我们对此并不怎么在乎，而母亲又是那么忘我，只要对我们的工作能有所帮助，她宁愿牺牲自己。当时巴黎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是格雷菲尔伯爵夫人，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去她家的客厅跳舞。那里云集了上层社会的人，包括巴黎社交界的所有名流。伯爵夫人赞叹我复兴了希腊艺术，可我觉得她深受皮埃尔·路易的《阿芙洛狄特》和《比利地之歌》的影响，而我表达的则是在大英博物馆暗淡的灯光下见到的陶立克式圆柱和巴台农神殿的山形墙。
伯爵夫人在她的客厅里建造了一个以格子墙为背景的小舞台，在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有一朵玫瑰花。这种玫瑰装饰的背景与我朴素的舞衣和我舞蹈的宗教含义颇不相符。虽然当时我已经读过了皮埃尔·路易的书及《比利地之歌》，还有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歌，但我并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的肉欲描写。这也说明限制年轻人的文学读物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你是不会读懂书中那些文字的含义的。
我当时依然是美国清教徒信念的产物——也许是因为我外祖父母的那种开拓者血统的缘故。一八四九年，他们乘坐篷盖马车穿越中部平原，抄近路越过落基山脉的原始森林，又经过炎热的平原，与满怀敌意的印第安部落周旋或激战；也许是因为我父亲的苏格兰血统或别的什么缘故——总之，美国这片土地把我塑造成一个清教徒，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崇尚英雄行为超过追求物欲的奋斗者，就如同它塑造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艺术家与我都同出一辙。例如惠特曼，尽管他的作品曾一度被列为不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而受到查禁，尽管他曾不断宣扬肉体之乐，但在心底里他仍然是个清教徒。我们绝大多数的作家、雕刻家和画家也是这样。
美国艺术之所以与法国艺术追求感官享乐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因为它广袤开阔的土地、风吹日晒的原野，或者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影子主宰着一切？有人或许会说，美国艺术的倾向就是把感官享乐减少到几乎等于零。但真正的美国人并不像人们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样，是缺乏情趣的拜金狂或守财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丝毫没有说美国人缺乏七情六欲的意思。相反，一般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带有凯尔特血统的美国人，在关键时刻会比意大利人更富有激情，比法国人更注重情感，比俄国人更偏激。但是早期的磨练却使他们的性情被禁锢在了铜墙铁壁之中，凝固了，只有当生活中非同寻常的事件打破了这种禁锢，他们的这些性情才得以展现。那时，人们会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凯尔特人是所有民族中最火热的情人。我曾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上床睡觉时要穿两套睡衣——里面的一套是丝绸的，因为它贴身的感觉柔软舒适；外面的一套是羊毛的，因为它保暖——手里拿着《泰晤士报》和《尖刀》杂志，嘴里叼着一只欧石南木根烟斗；可就这样的人，会突然间变成一个连希腊神话中的萨蒂尔都望尘莫及的色情狂，其激情如火山爆发，连意大利人见了也会自叹不如
那天晚上，在格雷菲尔伯爵夫人的沙龙里，处处是服饰华丽、珠光宝气的女士，千百束红玫瑰的花香缭绕空中。我跳舞时，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的崇拜者紧紧地盯着我，他们的鼻尖儿紧挨着舞台，几乎可以碰到我的舞鞋了。当时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并感觉跳得非常糟。可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伯爵夫人一张彬彬有礼的便条，说感谢我的演出，并让我去门房那里取酬金。我不喜欢到人家的门房那里去，因为我对钱太敏感了。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因为毕竟这笔钱够付我们排练房的房租了。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著名的玛德莱娜·勒玛尔夫人的工作室伴着奥尔菲的音乐跳舞时，在观众中第一次看到了法国的萨福即诺瓦伊伯爵夫人那灵感洋溢的面庞。让·洛兰也到场了，后来他在《日报》上记述了对这次舞蹈的印象。
除了前面提到的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外，此时我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那就是可爱的歌剧院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我的研究，所有关于舞蹈方面、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方面的书籍，他都搬出来让我随便翻看。我专心致志地阅读从久远的古埃及到当代的一切关于舞蹈艺术的书籍，并且把读书心得和摘要记在专门的笔记本里。可当我完成这个巨大的实验之后我才发现，我真正能够求教的舞蹈大师只有三人，即让—雅克·卢梭著有《爱弥儿》、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有人敲响了我排练房的门。一个女子站在门口。她气质不凡，令人敬畏。我感到，她的到来带着瓦格纳音乐的气氛，深沉而有力，好像有什么重大事件将要发生。确实如此，这种深沉有力的气氛从那时起贯穿了我的一生，其震荡的旋律带来了悲壮的、暴风雨般的起伏跌宕。
“我是波利尼亚克亲王夫人，”她说，“是格雷菲尔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了你的舞蹈，我很感兴趣，我的丈夫更感兴趣，他是一位作曲家。”
她的脸端庄秀美，美中不足的是下巴稍大，过于前突，面容很像罗马皇帝，显得有些倨傲武断。不过若没有孤高冷漠的矜持神态的话，她的面容和眼神还是让人感觉很娇艳温柔的。她说话有鼻音，生硬而不带任何感情，话音一出口让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原以为她的声音会圆润而深沉的。后来我才觉察出，虽然她贵为亲王夫人，但她那冷若冰霜的面孔和生硬的口气却是为了掩饰内心极度的敏感和羞涩的。我向她谈了我的艺术和希望，亲王夫人马上提出在她的工作室里给我安排一场演出。她会画画，并且是个不错的音乐家，既会弹钢琴又会弹管风琴。亲王夫人似乎从我们简陋的排练房和消瘦的面容中看出了我们的贫穷，她动身走时，突然很羞涩地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桌子上——里面装着两千法郎。
我相信波利尼亚克亲王夫人经常这样做，尽管有人说她非常冷漠寡情。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她家，并见了波利尼亚克亲王，一位很有才华的优秀音乐家。他是一位高雅清瘦的绅士，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小丝绒圆帽，与他那张清秀的脸庞正好相配。我穿上舞衣在他的工作室给他跳舞，他看得如醉如痴，并说我正是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幻象。我的运动和音乐关系的理论使他大感兴趣，我对把舞蹈作为一门艺术而复兴的种种理想和愿望也同样打动了他。他兴致勃勃地为我弹奏一架美丽的拨弦古钢琴，他那修长的手指弹上去，仿佛恋人间轻柔舒缓的抚摸。最后他突然说：“伊莎多拉，多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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