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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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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我到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不得不让人抬下火车。当时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受到了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高帽子的人的围攻，他们的怪模怪样让我想起了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宾馆里。她派人给我带来温暖的问候。她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时时遭受疼痛的折磨。妈妈赶来与我做伴，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发育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和漂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俯瞰大海，一面仰望山巅，那里是祆教①创始人索罗亚斯德带着鹰和蛇沉思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寓所阳台上，我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可生活的担子比以前沉重了，经济情况更加窘迫。为了解决困难，健康状况刚一好转我就又回到荷兰巡回演出了。可身体仍然很弱，精神也很低迷。
我很崇拜克雷格——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他在一起不行，离开他也不行。同他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我的理性；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则是永远的情绪消沉，整日被妒火折磨着——唉，现在看来，我的嫉妒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在其他女人怀抱里，这种幻觉始终萦绕不散，最后我再也无法入眠。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解艺术，女人们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他；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他用他迷人的微笑——埃伦·泰瑞式的微笑——看着她们，对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合我的意。伊莎多拉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一切幻觉使我一阵阵地愤怒和绝望。我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跳舞。观众是否喜欢，我已经都无所谓了。
我认识到这种状况必须马上结束，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我的艺术是不可能的，那会使我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要找出救治的良方，找到聪明的顺水推舟的办法。真是天遂人愿，良方果然有了。
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仪态动人，温文尔雅，正值青春年少，金发飘逸，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我的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我不是！”他断然拒绝，好像我在谴责他犯了罪一样。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有生活的目标吗”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一套十八世纪的非常漂亮的鼻烟盒。”
第五章重返俄国（4）
这就是我的良方。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皮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俄国吗”
“啊，我很愿意去，”他立刻回答说，“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因此我们就计划好，我在阿姆斯特丹做完最后一场演出后，有一辆汽车就在舞台后门等着我，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坐特别快车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天夜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一片。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道路一旁就是一条运河。
“这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故我，指了指雾气中朦朦胧胧的运河。这可真够浪漫的。不过最后他终于甩掉了追踪的汽车，我们来到了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早上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房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我的旅程从没有这么舒适过。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十八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感到困惑不解。
“可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解。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我的领带；这两箱是我的内衣，这是我的成套衣服，这是我的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我的毛皮背心——这在俄国很有用。”
欧罗巴酒店有一个很宽大的楼梯，每个小时皮姆都要飞速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因为他总是穿戴得很雅致，实际上他就是海牙时装潮流的标志。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给他画的肖像，背景全是郁金香花，有金色的、紫色的、玫瑰色的，事实上，他的样子也真像春季的郁金香花坛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就像展翅飞翔在荷兰姹紫嫣红的春天的郁金香花坛上。
皮姆很漂亮——金发碧眼，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压抑感。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瞬间的欢乐，不要永久的悲伤。”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的出现给了我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或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他对一切都持乐观的态度，总是蹦蹦跳跳。我也忘记了一切忧愁和烦恼，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放飞心情，快乐逍遥。因此，我的演出又重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晚上都得加演五六次。《音乐瞬间》是皮姆的舞蹈——“快乐的瞬间”——音乐的瞬间。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1）
如果我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事业的话，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功成名就，各国的演出邀请纷至沓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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