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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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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事，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象。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入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不着把话题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20％自创加80％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3。“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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