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鹏] 发现遗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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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而沮丧的麦克林托克退守原阵地。她写道：“倘若你认为自己迈开的步伐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掌握了专门的知识，那么任何人都阻挠不了你——不必去理会人们的非难和评头论足。”她经受了10年的冷遇，虽然其间，她曾再次提出自己的理论，结果依然没有引起重视。法国的分子生物学家雅各布因发现大肠杆菌中的调节和控制系统而成了科学界的头条新闻。麦克林托克在这些孤寂的岁月里反复检查和提高自己的实验方法，等待着其他生物学家追上她的思想。

　　　　进入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分子生物学家找到了可移动或可转移的遗传因子，给它们取了五花八门的名称，世界作好了接受麦氏理论的准备。八十年代初，人们已经无法忽视她的贡献，1980年，冷泉召开了集中讨论可移动的遗传因子的问题，麦克林托克被人们反复提起。1982年，一个名叫王身立的华人在《自然杂志》撰文，题目就是《麦克林托克应获诺贝尔奖》。经历了整整40年的冷遇，这位伟大的遗传学家终于获得了世人的承认。

　　　　麦氏被冷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她自己的性格因素，她的早期同事就认为，她过于孤军奋战了；也有她令人难以理解的实验技术，当时的人们都用细菌，惟独她喜欢高等植物；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太超前了。人们刚刚接受了艾佛里的遗传理论，正在消化，没有人有这种心理准备，即相信基因是非稳态的，是可以随时发生变动的东西。

　　　　世俗的人们也许无法羡慕他们这样的经历。这是些孤独的、近乎自我禁闭的人。孟得尔想不起来把他的论文寄给达尔文看看；艾佛里有他的小组，但他那么谦和以至于连他的小组成员都越过他更大胆地宣扬自己的观点；麦克林托克在最终获得诺贝尔奖后，非常局促地对记者说她不喜欢个人财物带来的麻烦，只想回到她熟悉的研究中去。他们在科学上冲锋得那么远，在尘世中就像刚从时间隧道钻出来的一般，比常人还要脆弱无助。

　　　　应该说，我们的文明担负着善待这种人的责任，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理解他们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