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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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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1）
文/周怀宗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香港九龙。
在这一天，蔡元培先生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子监祭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在曾经的故国山水、如今的异邦城阙里，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溘然而逝。他死后，港绅罗旭苏爵士代表港督及香港各界致祭文曰：“惟公之来，斯土之光！”而我们，这个让先生苦心孤诣、心力交瘁，连午夜梦回时都悚然惊醒的国家，这个拥有两千年教育史的民族，却早已把先生的衣冠远远地抛到了无法追忆的角落里。先生字孑民，我想先生生前身后，都一直在这个几万万人口的泱泱国度里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先生的思想高标见嫉，先生的事业千秋难竟，先生的疑问无人解答，先生的心境冷暖自知。
北大惊雷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这个从科举考试的漫天妖焰里浴火重生，从八股取士的铜墙铁壁中打破樊笼之后，仍旧从容不迫，丝毫也不带烟火气的谦谦君子，在把北京大学办成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论战战场之后，还能那样地气度雅致，那样地休休有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祥地看着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忠厚长者，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极其普通的任命，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生？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暴君们！”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时的蔡元培名播宇内，提亲的自然纷至沓来，但对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规矩，他在墙上贴出再娶的条件：1。须天足；2。须有知识；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后女方可再嫁；5。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蔡元培既为人师表，就该负维护礼教之责，怎能标新立异，破坏宗法？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老顽固们！”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中国带来新的风气，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万世师，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百年以后，还享受着先生的恩惠，他真当得起“万世师表”四个字了！
薪火谁传
1928年，先生挂冠封印，天涯远引，从此再没能回来。而先生离去后的北大，真正能继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适和马寅初。但尽管他们为先生未竟的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北大却再也不复昔日的风采了。
先生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对先生教育独立的思想自然奉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就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趁国难时期重申教育独立的思想，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接掌北大之后，胡适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其用心之苦，可见一斑。但此时“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胡适空有一腔热血，徒唤奈何！
马寅初接掌北大，已经是1949年以后，他虽然有心发扬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并未足够为当局重视。先生的精神，竟成广陵遗曲，从此绝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国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风潮，独力承担起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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