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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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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5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1944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1946年1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4月15日提前放假，4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9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
回忆金陵大学（5）
解放前夕，关心我去留的海外众多校友、亲友希望我去大洋彼岸。但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留下。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过去的“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在旧中国眼看已没有可能实现，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否实现呢？这问题就促使我带着积极企望的心情留了下来。建国以来的事实告诉了我，祖国如旭日东升，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科学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使我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深受鼓舞，深感祖国前程无比远大。
作者简介：陈裕光（1893…1989年），化学家和教育家，字景唐。原籍浙江鄞县（现宁波市）。191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有机化学，于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被选为该校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主办《留美中国学生月报》（英文版）及《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1922年从美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及代理校长。1925年到南京以后，任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起担任长达20多年之久的金陵大学校长。
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1）
文/谭金土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由美国人创办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上海的东吴大学
法学院是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
苏州东吴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1900年11月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开办“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名为“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的中文名）。东吴大学建有3所预备学校：苏州的第一中学、上海的第二中学、湖州的第三中学。上海第二中学在1914年聘请了美国人兰金（C。W。Rankin）当校长。兰金先生是一名在上海租界开业的律师，他希望除了在中学工作外，还可以为东吴大学做些其他有益的事情。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规范来巩固，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设立各级法院并配备法官、检察官，还要有大批的律师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快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谁来担当培养这些人才的工作呢？兰金先生凭借他的职业敏感抓住了这个机遇，他想，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在上海法律界的朋友们的法律知识，为新生的民国政府培养法律人才作出贡献。
当时，在上海有许多与领事法庭、特别是和英国最高法院以及美国在华法院有关系的律师和法官，更不要说中西结合的“会审公廨”的法官和律师了，在上海还有一些在国外获得法律学位的归国留学生。为什么不利用第二中学的教室办个夜校，聘请那些从法庭下班后的司法人员，为那些完成了白天学业后的学生们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呢？兰金先生为此征询了美国法庭的罗炳吉（Charles S。Lobingier）大法官的意见，罗炳吉热心地支持这个计划，并答应做兼职讲师。其他的一些律师也随之答应充当兼职讲师。其中，在1922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法院首席检察官陆赉德（George Sellett）博士就曾长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兼职讲师。
1915年9月3日，“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兰金先生任教务长。一开始，学生人数不到10人，而讲师却有十多人。1918年6月，首批7名学生被授予法学士学位。1924年以前，东吴大学法学院一直利用位于上海昆山路20号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教室上课。192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搬到了昆山路11A号，从此，法学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办公室、餐厅和宿舍。
兰金先生与东吴大学的合约1920年到期，此后由美国人刘伯穆（W。W。Blume）先生接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1927年4月，刘伯穆先生辞职，由吴经熊博士接替教务长的职位。
据刘伯穆后来回忆，法学院于1915年创立时，要求在新生资格审查期间，所有被录取的法学院学生必须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并在被认可的学院或大学里修满两年课程的学生。并且，所有申请者都要有运用英语的能力，审查期末还要求申请者具有运用官话（即北方话）的能力。
这种做法是效仿美国的法学院的经验，但不久，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提高了。所以在1924年到1925年的学校招生布告中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计划进入法学院、特别是希望到国外继续研究深造的学生，都必须要在入学前完成文学士课程（或至少三年课程），这是参照于美国著名法学院目前的入学要求。”
一个准备就读法律的学生首先要在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修完3年课程，然后再到法学院专攻法律课程，他花6年时间才可以取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双学位。这种捆绑式的法学教育是美国著名的法学院校采用的办学方式，这样做也大大提高了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质量。
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学之初，常规的法律课程是每天3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30分到7点30分上课。将课程设在傍晚时分是为了便于兼职的法官和律师来上课。同时，学生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做一些兼职工作以资助自己。
招生布告中说：“办学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办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一代能为中国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作出贡献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法、英美法、中国法三个系统的法律制度课程一并开设。在学习三个法律系统的基础课程的同时，学生可以作比较。对于学校的学习计划，哈佛大学的M。O。哈德逊教授在学校的一次发言中说：“对国内法的教学建立在对英美法及民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你们学校是我所知的惟一的真正名副其实的比较法学校。”
在1920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只有与中国法有关的几门课程是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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