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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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1）　　　
　　文/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