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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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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如何归属与安顿。
虽然经历了许多困苦，但我们可以感到许多作者的心态仍是乐观的，虽然曾经“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倪乐雄），但今天“憧憬仍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而只要能够思想，每一颗星星都“可以与太阳媲美”（傅国涌）。而一些有希望的制度的种子——如蔡定剑记述的村民自治制度、杨东平记述的NGO——也在发芽和生长。
我写这篇序时还没有读到全部书稿，但这些故事足以使人深深感动并进入沉思。经历了这最近“百年”、“十年”巨变的个人或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又都可说是幸运的：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在如此之短时间里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时代？
然而，要让这些经历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却需要认真的反省和回顾。本书只是一种“沧海一粟”般的努力，但开始这样一种努力毕竟是值得的，其意义正如陈家琪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抵抗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
何怀宏
写于2006年3月12日，植树节
徐友渔·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徐友渔·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1976：巨变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积几乎就相当于铺位的大小。夏季的瓢泼大雨使露宿的人们叫苦不迭，院子里时常漂流着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数字直线上升。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无济于事。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徐友渔·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1977和1979：考试与入学
“四人帮”的覆灭让人着实高兴了一阵，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很可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高级干部们也走上了大街，和普通民众一道游行，欢庆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很显然，他们最先和最真实地把握到了当时流行的口号“第二次解放”的含义。
但是我的预测却落空了，“四人帮”的倒台并没有马上带来政策上的变化，这让人失望，也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当然，后来知道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最高领导人中有的不愿改变以往的金科玉律，同时也要保护自己从“文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为这之前任有种种倒行逆施，心中总是坚信它们违反根本的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一定不会长久，但如果一个变得较为正常的社会都要判定我们一代人成为牺牲品，那真是无力回天的事了。
大约从1977年的夏天开始，我渐渐看到了变化的迹象，许多科学家亮相发言，谈论科学队伍的青黄不接，教育遭到的破坏和急需恢复。快到年底，中央终于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高校的入学考试。
准备和参加考试自然非常紧张，不过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毕竟，以前在校时一直是好学生，而且，虽然一般地说我们这代人耽误了整整11年光阴，但我却基本上没有丢开过书本。但是，录取的结果是，我落榜了！因为，这一次录取的政治审查标准，还是援用“文革”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感到极度尴尬，生怕人们问：平常说得那么行的，怎么连大学都考不上？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77级”，实际进校时间是1978年春节之后。录取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中央指示在落榜生中补招一些人入学，许多学校宣称校舍没有空余，中央又指示让这样的学生住在家里，实行走读。这是异乎寻常的举措，体现了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苦心孤诣。最后，我成了一名“走读生”，被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大家都说，只有邓小平才能做出这种打破常规、坚持到底的事情。
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新时期也有种种新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开学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数学系把新生好好教训了一下，办法是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狼狈如此，自然失去了傲视“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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