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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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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革”和毛泽东当时实行的路线的怀疑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但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而长期接受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样“左”的立场上反对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写作组“罗思鼎”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原因是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缺乏经验，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此文否认阶级斗争，美化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
“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党（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成为学校头号“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党支部被夺了权，支部书记被监督劳动，学校实际瘫痪。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学校举行悼念毛主席的大会，几个发言全部由我一手包办。到1972年，我这枝笔杆在所在的区已小有名气，正好市写作组要物色有教学经验、适合教育大批判的写手，区里决定将我选送，学校里已开了欢送会，后来才知道临时换了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笔力，党支部副书记在市区大会上的发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以学校“红卫兵团”名义发表的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1967年后，学生中的犯罪行为增加，学校专案组中由我联系警方（当时称为“公检法军管会”）和“文攻武卫”（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可随意施行专政手段），逐渐成了学校的“派出所所长”，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轨的学生，处理校内外各类事件，镇压学校里随时可能出现的乱子。我与警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熟，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在分局参与“群众办案”，从协助调查、拘捕、审讯、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积案都干过。还经手判过一个案子，已确定无罪释放，因为所在单位的“工宣队”不答应，改为判刑三年（实际已关满时间）。1974年，我又担任红卫兵辅导员，从学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积累了一套对付各类学生的办法，加上有强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学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没有哪个学生（包括已毕业的）敢捣乱，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带领学生外出，无论是红卫兵干部还是一二千学生，都能指挥自如，秩序良好，在当时简直是奇迹。
葛剑雄·我当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故事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2）
我对工作可谓全心全意，一年365个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学校。校内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安在我的房间，随时上通下达。有几次上级在半夜发通知、传达文件，到我这里是最顺利的，也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帮”倒台，学校转入“拨乱反正”，“抓纲治国”时，我自然更加努力，学校面貌、特别是学生工作方面，也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节，团区委安排我在全区大会上发言，并将我树为标兵。不久我被评为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年9月，又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我的“先进事迹”中，除了我历年的工作表现外，又增加了两个“与四人帮作斗争”的例子，一是我带头贴出大字报，揭露原上海市委与“四人帮”的关系，一是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批判罗思鼎的文章。后一件事是支部副书记反映的，因为我的信寄出前给他看过。实际上我当时是害怕写信会出事，先给他看一下以便多一个证明。颁奖的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夹道欢迎中进入上海万人体育馆，又当众上台领奖。市委书记彭冲给我发奖状时，问我在学校教什么课，我告诉他是红卫兵团的辅导员，相当于以前的大队辅导员和团委书记，他说：“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过。”电视直播更扩大了我的影响。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来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人代会上又批“四人帮”这批“黑甲鱼”。我们区代表分为两组，我所在一组除了我们三位中小学教师外，还有上海工学院的几位代表，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每次讨论总嫌时间不够，不得不推迟散会。另一组大多是工农代表，掌声、口号声虽多，却经常提前结束。
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辞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自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或许是他原来的单位）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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