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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门外的孩子 作者:蒋孝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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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叁个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麽，也不能说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於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於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
第八章 亲切蒋夫人·早悉桂林城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我大学时曾以崇拜之心，细读过老夫人几篇着名的英文散文，还把它熟背。她的英文造诣举世推崇，语体的结 更是别树一格，尤其喜欢使用生涩的字汇，让美国大学生都要吃力地去查字典。就是进到“外交部”以後，我还不时翻阅她的讲稿，在用字遣词上当作学习 本。一九四叁年她应邀访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词，更是铿锵有力、动人心弦，一九四四抗战胜利前一年，她那篇The Sure Victory，几年来我都把它存放在一个搜集名人讲词的资料夹里。
她的端庄、优雅和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仪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从祖父率师北伐、西安事变、抗战，以及一九四九年来台，她都紧随在侧，形影不离，襄助参赞，无役不与，被称作最有能力和最有气魄 气质的“第一夫人”，无怪人们会极自然地以“永远的第一夫人”来怀念她。她许多的特质、风 以及成就，是後人无从模仿，也无人能及。从这个角度上，我对老夫人的整体感受，其实和外人相较并无太多不同，因为我从未以孙儿的身份和她独处过。
孔宋宅内深似海
外婆生前向我谈到蒋家事时，从未提过老夫人，王升、宋时选也很少谈到。到我出去留学，陆续接触到一些在台湾看不到的报道和书籍，才逐渐有了更宽广的认识。一九六九年，我被“外交部”派到比利时进修，当时在欧洲各地主张“台独”或有此倾向的学生不少，也颇活跃，卢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鲁汶大学修博士，我就是在这时候结识他。
那一阵子在鲁汶的台湾学生当中，正相互传阅着一本台湾的禁书 由大陆出版的《京华烟云》，那本书是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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