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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0-大国小城-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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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长城下面，还有一个黄丝桥古镇，那个古镇据说就是一个硕大的屯兵城堡。
赶到南方长城的时候是一个上午，那里离凤凰县很远，在一个叫做阿拉的地方，那是一个古老的村镇，里面充满了古朴的苗寨风味。小镇虽然古朴，但是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古镇。
到古城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仰头一看。一尊修葺一新的城堡就在自己的眼前，一看就是明清时代的风格。当地的朋友说，读不懂古城墙，就读不懂湘西，你自己爬上去看看吧。
从城堡到地面，有一道长长的楼梯，楼梯不陡，在每十级之间都有休息的平台。两旁绿化极佳。远远望去，和中山陵的梯道十分相似。再加上两旁的绿化，完全衬托出了古长城的风貌。
我不知道这座长城的意义究竟何在。看见城墙上面有一段铭文，上面说得很清楚，这段长城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嘉靖年间，苗民揭竿而起，把边墙“踏为平地”。清王朝在边墙旧址上修建了一道新防线。今天留下来的遗址大都是清朝所建。而清朝正式修修这座长城并不是康乾盛世，而是在一个衰败的时代。在墙头的一个凹槽里，写得很分明：大清同治六年。
当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响起的时候，来自中国北方的捻军已经攻下了天津，船坚炮利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地将军舰开到了塘沽口岸。就在中国湖南省的吉首县，砸石夯墙的声音不绝于耳。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山南“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苗民攻入长沙。
《大国小城》 第四部分南方有长城（2）
而驻守湖南的湖南巡抚却是大名鼎鼎的骆秉章，负责该项事宜的湖广总督正是晚清一代名臣，姓张，名之洞。
登上长城，城墙之下是一展无垠的山峰和植被，和北长城一样，唯一所不同的是，北长城所建立的时间，乃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秦汉金戈铁马，大气磅礴，即使是匈奴，也是一代枭雄，乱世英杰。然而这截长城，却是在日暮途穷、江河日下的时节里所修建，那些被他们所防范的苗民，却是一群已经基本被汉化的，手无寸铁的农民。
气吞万里的时代早已过去。黄河水撞击青铜器的声音，居然变成了一个王朝的风声鹤唳。
我必须说明一点，那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并不能太苛刻的要求他们如何去思考，去用着大民族主义的思想。统治中原的是关外来的满族，这个本身有着匈奴血统的北方游牧民族事实上对于所有的民族都存在着一种戒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戒备却是汉民族独有的。
走在长城之上，丝毫没有任何的气壮山河之气概。山下是一片片农舍和一条蜿蜒曲折的省道。脚下是修葺一新的水泥地面。整座城墙都是用来防范自家人的，况且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年的时间。
在中国这个历史里面，历史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单元系统，一千年是一个周期。至于一百年，只能算作是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个极为平淡的时日而已。
凤凰古城就隐藏着这样一个冗长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面，我们能够看清楚很多的事实。作为两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居然会想到用火炮来隔阂，用长城来分离。这种惧怕，并不是出自于武器上的考虑，而是思想上出于精神和文化的专制。
那片边墙，阻止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按照当时的史料考证，从这座城墙竣工到清政府结束统治这三十年里面，苗汉一共发生了七十余次有记载的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墙倒砖裂，屋舍尽焚”，这些战役彻底使湘西南的政府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最后，政府终于选择了放弃。直至民国建立，再也没有将这座长城作为任何形式的防御工具来使用。
历时一百年不到，“南方长城”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可惜，半个世纪前的湘西南，并没有因此而太平许多。
据当地的朋友说，这里开发成旅游景点，是这几年的事情。
在旅游变成产业之后，一切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这里，导游总是重复而冗长的介绍：“这里曾经是古战场，起义军和政府军在这里激战。您站在这里，似乎都能听见从远古传来的厮杀声……”
清代的皇帝造就了中国最南端的这道长城，也就凝造了一个帝国衰落的夕阳，昭示了一个时代迅速灭亡的开始。
这里的战争，其实就是一种零沟通；这里的厮杀，说白了就是一种互不相容。
所以至于所谓的远古，我们只有报以一笑。
说到凤凰，最出名的还是楚巫文化。但是在凤凰这个地方，楚巫文化和苗蛮文化又发生着戏剧性的融合。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百家争鸣也好，一言堂也罢，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纷争，出现任何形式的分裂，他们趋势都是走到头，转个圈，最后还是回到原地。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自我标榜，自我得意。汉族的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也要比别人好。在少数民族文化里发现了什么汉族没有或是本身就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文化现象，某些人也要拼命找出来，找不出来就象谶纬一样装神弄鬼，似乎在大声的对别人宣布：我们汉族什么都有！
这点不假，毕竟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就像一个残破的大屋子。几十代人住在里面，已经变得拥挤不堪。就算出一点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只要走到任何一个书架跟前都能明白，几千年来，汉族学者们的思想结晶可谓是卷轶浩繁，让人目不暇接。
《大国小城》 第四部分南方有长城（3）
其实我认为，一个民族出了多少本书，出了多少幅画，都不算是其文化是否高深的硬指标。文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点物质的东西就能说明的。文化的精义在于文化的弹性。无论是汉文化也好，少数民族文化也罢，只要是有潜力的文化，就会走向一种包容。
在这种包容里面，蕴含的应该是一个民族智慧日渐成熟的讯号。
我的《大国小城》一直在今年上半年的《青年文学》上连载，所有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对于汉文化困境的一种反思。我们的文化究竟会往何处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后，汉文化是不是会像今日这样受人瞩目？走到南方长城，我才算明白，我们的文化，遇到的危机，不是文化的表征，而是文化执行者的思想。
一旦思维形成了定式，所有的一切，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字儿倒下去。
从南方长城下山，是在雨中进行的，整个人的动作，似乎有些狼狈。正在一个趔趄中，忽然想起来，沈从文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说过，七八月份是湘西多雨的季节，沱江也会涨水，整个湘西都会是一片迷蒙。
在迷蒙中逛古镇，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风趣。我喜欢在陈旧的白墙中吮吸穿越时空的清香气息，这种味道，让人的思绪一下子就奔放起来，仿佛黑瓦、水塘、青苔都能在脑海中出现，田园气息一下子就浓烈起来。
我不止一次的将这种感觉归结到我的农民心态里面去，农民心态不可怕，在中国任何一个人身上，祖辈里肯定有很多是务农的。而在大量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农民心态就变成了他们心灵的最后家园。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就是上佳之例。
在古城下，我却没有这种来自于心底的亲切感。我在时刻的提醒自己，这不是北长城，这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更不是中国人血脉的纽带。
“长城，这是长城。”一个不与我们同来的朋友突然看见我大声喊，“韩晗，看见没有，眼前就是长城！”他没有见过长城，对于这座长城，也是刚刚看见。
“哪里？哪里？”我站在长城下面，大声地反问他。
《大国小城》 第四部分三人成城（1）
六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周庄的散文，后来在准备投稿的时候电脑不幸出了故障。稿子也就在硬盘里不了了之了。我始终这样认为，在中国的古镇里面，周庄是比较有意思的去处之一。因为周庄地处水乡，人杰地灵。江南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所在。人文地理环境也格外优异。想起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江南水乡，丝毫不逊色于欧洲的古镇。
周庄地处苏杭一带中国的近现代文明本身就是这里发端的，从代表着极高水运水平的船运就是从这里起航的。最早的纺织工业也是从这里发展的。这里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孕育了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关系。即便是这样，也能在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的力量。而整个儿周庄，却是一批又一批的人所组成的。
站在周庄最有具盛名的双桥上，我仔细反思了和周庄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人。这三个人营造了周庄的历史，他们也在营造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所古城都是人创造的，周庄也不例外。而周庄的个性，正是它自身对于人的价值。在周庄往上，就是同里，周庄往下，就是青浦。上面有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苏州，下面有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
安安稳稳的，就那么执著的呆着，这就是周庄。
周庄不应该忘记陈逸飞，陈逸飞也不应该忘记周庄。
初识陈逸飞，是在一个画展上。一幅叫做双桥的仿制油画活脱脱地展现了中国的江南水乡。作者画功不错，能够感觉出画外的一点意境，迷迷蒙蒙的意味，冷冷清清的色调，几笔勾勒出一个大概的周庄。再看看作者，是一个和长相颇似余秋雨先生的中年画家。眼神里透露出江南人特有的精明和睿智。下面的注明只有简单的七个字：旅美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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