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论(上)〔英〕洛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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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用处；在有关统治和对统治者的服从的问题上，人们甚至会比没有这种权利感到更加无所适从。　因为，依照那些被“神的规定”

　　　　（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所排斥的成文法和契约，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疑问，是可以妥当地加以解决的；但是一种神授的自然权利，并且是与整个世界的秩序和和平同样重要的权利怎样能够在没有与此有关的任何明确的、自然的或神的规定的情况下传之于后代，这确实是永远不能使人明了的事。如果国家权力是由“神的规定”指定给嗣子，而“依照那个神的规定”

　　　　，嗣子为谁又无从知道，那么一切世俗的统治权便都完了。　这个“父的王权”既然依照“神授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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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论（上）１１

　　　　利“只属于亚当的嗣子所有，那就不会有任何余地，使人类的思考并同意可以把这种权力安排在别人身上。　因为假若只有一个人享有为人类所服从的神授权利，那么，除了那个能证明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这种服从提出要求；世人的良心也不可能根据别的理由而感到有服从的义务。　这样一来，这个学说就把一切政府从根本上推翻了。１２７。

　　　　由此可知，我们的作者在他把统治权是“上帝的意旨”和“神的规定的人”这种说法作为一种可靠的基础之后，告诉了我们说，这个人就是继承人，但是，究竟谁是这个继承人，却留给我们去猜测；于是，这个把权利指定给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人的“神的规定”

　　　　，根本就等于没有指定给任何人一样。　然而，不管我们的作者怎样做，“神的规定”决不会作这样滑稽的指定，我们也不能设想上帝会立下一个神圣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对某物享有权利，却不把辨认这人的法则告诉我们，或者给予一个继承人以神授权力，而又不指出谁是这个继承人。　这倒会让人认为，与其说上帝授予继承人以这种权利，但是在谁是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词，不予确定，倒不如说一个继承人按照“神的规定”并是不享有这种权利。１２８。

　　　　如果上帝把迦南的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并用笼统的话来说，在他身后赐给某人，而并没有指明是他的子孙，以便使人知道这个某人是谁，这种对于迦南的土地所有权的决定指定，是没有什么效力和用处的，正如在决定王位上要把帝国赐给亚当和他的后代的继承人们，而没有告知谁是他的继承人一样，因为“继承人”这个名词，如没有准则，让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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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政府论（上）

　　　　别谁是此人，那就等于是指我不知道为谁的“某一个人”。上帝立下“神的规定”

　　　　，规定世人不应与“近亲”结婚，他认为单单是说，“你们中不许有人接近他的近亲，以致发现其裸体”还是不够，而且除此之外还定出准则使人知道谁是“神规定的”禁止结婚的“近亲”

　　　　，不然那法律就会没有用处，因为，用笼统的话给人以限制或特权，而又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与此有关的特定人为谁，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上帝既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说过，下一代的继承人应该承袭他的父亲所有的产业和支配权，因此上帝无论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指定谁应该是这个继承人，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他既从没有作此想，从没有在这一意义上指定过任何继承人，我们自不能期望他会在任何地方任命或是指定一个人做继承人；否则，我们便可以有此期望。　所以《圣经》中虽出现有“继承人”的字样，但是没有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意义的继承人，即是一个凭着自然权利应当承袭父亲所有的一切，而把众兄弟排除在外的继承人。　所以撒拉以为，如果以实玛利留在家里，在亚伯拉罕死后共同继承他的产业，这个使女的儿子与以撒都是继承人。　因此她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原谅我们的作者，因为他既然告诉我们说，在每一群人中都有一个是“继承亚当的真正和嫡亲的继承人”

　　　　，那就应该告诉我们传袭的准则是什么。然而，他是那样吝惜，不肯把怎样识别谁是嗣子的准则告诉给我们，那就让我们在下一节中看看，他所征引的《圣经》之历史——他自称他的政府论是完全建立在《圣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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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论（上）３１

　　　　在这个必要而根本之点上，都告诉我们了些什么。１２９。

　　　　我们的作者为要给他的书名带来声誉，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了他关于亚当的王权传授的记述：“亚当凭着上帝的命令而获得的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并且先祖们凭着由他传下去的权利而享受的统治权，是很广大的，像……。”他是怎样证明先祖们凭着传袭真正的享有这种权力呢？他说，因为“我们看见族长犹大有生杀之权，曾因他儿媳他玛装做妓女，而宣告了她的死刑。”

　　　　这事怎能证明犹大有绝对的和统治的权力呢——因为“他宣告她的死刑”吗？事实上，死刑的宣告并不是统治权的一个肯定的标志，常常是下级官吏的职责。制定令人死活的法律之权确实是统治权的一种标志，但是，依据这种法律而宣判，可以由别人执行，因而，这只是一种对他具有统治权的一种不充分的证明——正如有人说“新近法官遮佛里宣告了人的死刑，所以法官遮佛里有统治权”一样的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的作者会说：“犹大这样做，并不是受别人的委托，而是根据自己的权利去做的。”谁知道他到底是否有权利呢？一时的激愤很有可能驱使他去做他本来没有权力做的事情。“犹大有生杀的支配权。”怎样见得是这样呢？

　　　　他行使了这种权利；他“宣告他玛的死刑”。我们的作者认为犹大既然已经做了这事，因此他便有做这事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而犹大还跟她同寝。依照同一的方法证明，他也有做这事的权利了。　假如做过某一桩事便有做某一事的权利这一推理是对的话，押白沙龙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统治者中之一了，因为他在相似的情况之下对他的兄弟阿嫩宣告了这样的死刑，并且还把死刑执行了。　假如这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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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政府论（上）

　　　　够证明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支配权的话，押白沙龙不也就是统治者吗？

　　　　不过，就算上述的一切都是统治权的证明，这个“凭着由亚当传下来的权利，并且拥有广大到像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般的统治权”的人到底是谁呢？

　　　　“是犹大”

　　　　，我们的作者说——犹大是雅各的少子，他的父亲和长兄都还活着；那么，假如我们相信我们的作者的证明的话，一个幼弟在他的父亲和长兄活着的时候，“凭着传袭的权利”

　　　　，就可以享有亚当的君权；假如一个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可以继位做君主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人不能都做君主，假如犹大当他的父亲和长兄在世时是亚当的继承人之一，我不明白还有谁不是继承人。所有人都可以像犹大一样继位做君主。１３０。

　　　　提到战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带领自己一家的士兵三百一十八人，以扫领着四百武装的人去会见他的兄弟雅各。为着和平起见，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结盟。　一个人在他的家里有三百一十八人，而不是亚当的嗣子，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而西印度的一个种植园主拥有的人就更多了，假如他喜欢的话（这是无疑的）

　　　　，他就可以把他们集合起来，带领他们去攻打印第安人，在受到他们伤害的时候，向他们索取报偿，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无“从亚当传下来的君主绝对支配权”

　　　　的情况下干的。　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论证，足以证明一切权力根据上帝的规定，全都是由亚当传下来，而这个种植园主的本人及其权力正是神的命令，因为在他家里他对生在他家里以及用他的金钱买来的奴仆拥有权力？而这正是亚伯拉罕的情况：那些在先祖时代的富人，就像现在西印度的富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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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论（上）５１

　　　　购买男仆和女奴，通过他们的繁殖和购买新的奴仆，慢慢出现许多人数众多的大家庭。　他们在平时和战时虽都使用这些奴隶，然而，支配他们的权力本是用钱购买来的，我们能认为他们的权力是传自亚当的承继物吗？举一个例来说，一个人骑着马对敌远征，他从市场上买来的马，就是同样的一个好证据，证明这马的主人“根据下传给他的权利，享有亚当凭借着上帝的命令而拥有的对全世界的支配权”

　　　　，这个证据之有效，如同亚伯拉罕率领他的家奴出阵，是先祖们享有由亚当传下来的统治权的证据一样，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人拥有这种权力的资格，不管是支配奴隶或支配马的权力，都只是从购买得来。　这样通过交易或金钱取得对于某种东西的支配权便成了证明一个人由传袭和继承获得权力的一种新的方法。１３１。

　　　　“但是宣战和媾和是统治权的标志”。

　　　　在政治社会里，诚然是这样。　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中有一个人，领着他的朋友的儿子们，或是同伴们，或是雇佣的士兵们，或是用钱买来的奴隶们，或是一队由上述各种的分子构成的队伍，他可不可以因此宣战媾和（如果可能有这种机缘的话）

　　　　，以及“用宣誓的方式来批准条约”

　　　　，而不必是一个对与他一起的人的君主或绝对的王呢？假如有人说他不能如此，那么他就一定得承认许多船主或私人种植园主是绝对的君主，因为他们所作的事情和君主们一样的多。　然而在政治社会里，宣战与媾和只能由社会的最高权力者执行，因为战争或和平，对这种政治团体的力量起着不相同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