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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创富--解读30年12次财富机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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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九出狱后，板栗不敢贩了，可是一来他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二来，他可能真的是传说中的“天生商人”，居然又开始倒腾买卖。这次，他想粮食不能搞，搞点零食总不要紧吧，于是开始炒瓜子、卖瓜子。他炒的是葵花子，5分钱一小纸包，到剧院门口或走街串巷叫卖。
说年广九是原始的“商业奇才”并不过分。以他的受教育程度，在那种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环境下，他居然认准两个生意经：第一，瓜子光好吃不够，要让顾客觉得实惠，觉得吃年广九的瓜子是占了他的便宜，生意才会超过其他人；第二，要给瓜子起个名字，让老顾客记得住，传得开。于是他开始经常“打折促销”，买两包就白送一大把，很多芜湖市民觉得他不会做生意、有点“傻”，他便干脆把瓜子命名为“傻子瓜子”。
中国后来盛行的价格战和广告战，老年居然提前30年就开练了！
据年广九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白天摆摊，晚上在灯下数钱，“万元户”有什么稀奇，他在文革前就是了。
当然，其结果是，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九很快被关了起来。尽管很快被放出来了，可是生意被停掉了。1978年，同在安徽的小岗村农民们冒死把地给分了，年广九没有这么大压力，他挂出一面布招，重开炉灶炒卖瓜子，名字还是“傻子瓜子”。
1979年允许城市个体户劳动经营的令一下，年广九就又惹上了新祸。原来中央的文件写着：“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少量是多少个？中央没说，事后有人划了红线：“超过7人就是剥削，姓资不姓社”。可是年广九哪懂这个啊，到1980年，他就雇了12个人。
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级，于是安徽省对他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全部调查完毕已经数年以后，今天可以查到的调查报告说：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已达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年广九的作用应该得到保护，值得国营商店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
据说，不是调查人员的效率低下，实在是责任重大，谁都不敢拍板。如果超过8人（带老板本人在内）就算剥削，就是犯罪，那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允许搞私营工商业了，只能搞搞家庭小作坊，这是中央的意思吗？
这显然不是中央的意思，拍板的还是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还没忘记傻子瓜子呢，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的坚定让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有了主心骨。这位曾力挺了小岗村分地农民的副总理再挺年广九，当傻子瓜子因雇工问题离开芜湖到外地雇工发展时，万里说，芜湖出了个傻子瓜子，为什么不用起来，是芜湖不适应社会需要，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讽刺。
芜湖市领导接受了批评，市委的负责人说，对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认识不是很自觉，总感到这个问题拿不准。中央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对发展个体经济的认识不够，要继续放开。
这几次往复，不仅让年广九的生意得以延续，还让傻子瓜子的品牌名声大噪，直到很多年后，经历多次沉浮，年还始终对寻访他的记者坚称：“我是中国第一个体户。”
年广九后来的生涯起伏极大，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能再当“个体户”了。
中央发了支持年广九的声音，芜湖地方上自然大力配合。1985年，芜湖市新芜区劳服公司出资30万元，芜湖市另一家公司出资20万元，年广九以商标和技术入股，三家合办“傻子瓜子公司”。公司属新芜区政府领导，企业属集体联营性质，年广九任公司总经理。为了当好这个总经理，没有文化的年广九不得不学会写“同意，年广九”五个字。不是任何党派成员的年广九还被增选为市政协委员，光宗耀祖。可是蜜月只到当年10月，那些干部们觉得实在没法跟这个没文化的老粗一起干活，公司遂由年广九一人承包。
1986年是年广九最后的辉煌时间。春节，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操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成为当时全国的一大新闻。春节前后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利润100万元。但有奖销售只红红火火地进行了18天，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由于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又纷纷提出退货。年广九措手不及，生产销售计划全部被打乱，原料瓜子大量积压，客户纷纷要帐，公司债台高筑，银行也要追回贷款。半年后，公司关门。
此后，年广九一度被当地检察院收容审查，并被芜湖市检察院以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级法院起诉。具有强烈对比的是，年广九在芜湖成为阶下囚时，他的前妻彭晓红却成了深圳特区的座上宾。原来年广九曾在北京结识深圳市领导梁湘，梁湘当时表态欢迎年广九到深圳办企业，并说如有困难，可到深圳找他。年入狱后写了封信，着彭晓红母子带到深圳后，梁湘果然守诺收留并帮助他们在深圳办了一家企业。
“傻子瓜子”最终没能成为什么强势品牌，但是它掀起的个体户经商大潮却越来越巨，据年广九自述，他最早雇的那12个帮工，后来都当上了老板，现在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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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可查到的资料中，还记载着很多类似年广九这样因为雇工数量而闹出风波的案例。今天回头来梳理关于雇工数量合法化的进程，还是很有说头。
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1981年，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允许有技术和手艺的个体劳动者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带不超过五个的徒弟――这也就是“七人姓社、八人姓资”的由来。198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中，提出对私营经济“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采取了“看一看”的态度，实际上保护了私营经济发展。
此时，关于如何对待个体户能赚钱的现象，社会上还引发了一场风波。
1983年夏天，北京开了个“首都个体户座谈会”，“座谈会”更象一场“教育会”，反复教育那些个体户代表们不能“向钱看”。个体户不为了赚钱，难道为了赔本？8月20日，当时还是热血青年毛头小伙子、后来成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急了，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议论文《为钱正名》，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说：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今天看来挺朴实平常的一篇小文，在那时候出来可谓石破天惊。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张维迎所在的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北京的老学者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替张无尽担心。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竟没有讲话的地方。
话题回到年广九事件。1984年小平同志发话支持扩大雇工，虽然没有发出中央文件，但是个体户乃至私营企业、合作经济、乡镇企业等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开始暗暗萌发勃勃生机。1984年4月13日，辽宁省大连市的姜维影书社领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同年8月，姜维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
与辽宁私营企业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浙江省温州等区域的特色私营企业模式，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可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正是倒在了1985年前后的个体户转型时代下，和他一样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又流星般陨落的个体创业者还有很多，当然也有成功转型的，其中为首的人物非李晓华莫属了。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1996年李晓华个人资产2。5亿美元（当时汇率约折合20。75亿元人民币），为北京民企首富，中国第二富豪。其时，个体户出身的李晓华创业整整15年。
1951年，李晓华出生于北京。父亲是照明器材厂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6口人挤在一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门的7平方米的平房里。李晓华先后在吉祥胡同小学和北京22中读书，学习成绩并不优异。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李晓华几乎没有读到什么书。
1969年，李晓华作为知青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当过炊事员、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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