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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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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
一是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
二是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是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说，湖南在深企业净资产已经超过30亿元。
四是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厉有为是在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接着，厉有为话锋直指胡鞍钢，语言十分严厉地说道：
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认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这回，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其语言的犀利程度，远在厉有为之上：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缴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缴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的贡献，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的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赋〃。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特〃仅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为恼怒。
可能是因为有了市委书记在前面打了头炮，再加上胡鞍钢的不依不饶（用《深圳特区报》编者按的话说是〃由于某学者日前仍喋喋不休〃），到了1995年秋天，双方几近刺刀见红。《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杜吉轩三人合写的《办特区是搞特权吗》、郑炎的《浅议学者与学棍》和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等文章。这些文章的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和胡鞍钢的言辞一样，犀利有余，而风度则略显不足。
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言辞尤甚：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唱反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此人不但利用国内各种讲坛，而且借助境外媒介，对特区和特区政策大肆攻击，并罗列了特区九大〃罪状〃。对特区大打棍子。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搞〃特权〃，会阻挠和反对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差距拉大了，是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看过双方的这些文章之后，人们禁不住产生这样的担心：一场学术之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政治批判？
就在这时，这场争论像是断了琴弦似地戛然而止。
10月14日，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论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
关于制止这场争论的原因，有研究者说，〃显然是由于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香港《明报》也用大字标题表明是〃北京施压禁深圳传媒'围剿'胡鞍钢〃。人们由此猜测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像胡鞍钢这样一位学者如此大动干戈的做法欠妥，更何况当时胡鞍钢本人并不在国内；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争论的内容所涉及到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过于敏感。
1997
围剿厉有为
1996年11月20日，北京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学习。头一天，有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参加校内的一场研讨会，还要发言。由于来不及准备，厉有为就抓上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草稿匆匆忙忙跑上了讲台……
厉有为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能否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在研讨会一个星期后，厉有为突然发现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倒厉风暴〃。自己无形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宛如晴空一声霹雳，厉有为一下子蒙了。
置厉于政治死地的是一篇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这篇附加厉有为的学习体会的文章，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
厉有为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靶子？
厉有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全力打击的靶子，不仅因为他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与他在所有制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有关。2003年10月23日，享有〃民间焦点访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李文凯写的标题为《厉有为的一小步》的述评。李文深刻地分析了厉有为为何要迈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大步〃的〃一小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左派〃会恼羞成怒无法容忍他踏出这〃一小步〃。
1993年，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此前的深圳，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也微乎其微，而且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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