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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作者:毕飞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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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1) 
 

    
 

  
 
 

  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支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一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二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学的。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娴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娴后来“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气”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汪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翻过去还是十元钱。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贼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捂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音问:“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唉,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了酒盅,开心地说:“上午环卫工人刚一扫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娴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耿长喜不高兴了,放酒盅的声音便不好听。他用浓郁的苏北乡音说:“为你好!”他梗了脖子说话的样子活像他当年做支部书记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队的地方。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娴来到了这座苏北乡村。是一条水泥船把他们从小县城分散到各个村庄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头,心旷而又神怡,迎接他们的除了乡村锣鼓队之外,还有遍地的鹅黄色的菜花。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锣鼓声仿佛不是从锣鼓里头发出来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风中摇曳,兀自发出的惊天动地的锣鼓声。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么柔嫩的空气呵,掺杂了植物的气息、太阳的气息、水的气息,以及泥土的气息。童惠娴的心情绽放开来了,三四天之内都没有平复。童惠娴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她认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朵油菜花,鹅黄色,有一种动人的摇曳,扑棱扑棱的,无始无终的。

  耿家圩子当天晚上就传开了一则好消息,城里头来了一位美人坯子。人们都说,这一下晚上出门不要等月亮上山了,那些年轻人的眼睛到了晚上肯定就会自己放光的,就像天上的星,一颗比一颗亮。小光棍们的眼睛碰上美人没有一颗不会发光的。耿家圩子在不久之后就传出一首歌谣了: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2)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墙头望知青。

  天上星泛指的,指那些年轻人。而知青则是特指,说的正是童惠娴。

  其实童惠娴称不上美人。只不过皮肤特别的白罢了。但她的动人之处不在皮肤,而在神态。童惠娴是那种安静的、羞怯的姑娘,不爱说话,就会微笑。她在遇上生人的时候总是低顺了眼的,以那处招人怜惜的样子满面含羞,接下来就泛上来两腮红。她的白皮肤在这种时候就会格外显眼了,红而衬白,白而衬红,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样子。这样的神态总是能够满负荷地激发起农民朋友的审美激情。他们用葱和藕这样的上等植物来比拟童惠娴,表达他们的心情,表达他们对城市人的认可与赞同。

  农民朋友们说童惠娴和“大葱”一样水灵。而好皮肤则和“新藕”一样皎白。

  童惠娴的歌声传到农民朋友们的耳朵里头,则已经是这一年的初冬了。农民朋友们再也没有想到,这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女孩子,站到舞台上去居然是那样的一反常态,当着黑压压的一群人能把普普通通的一首歌唱得睁开眼来,一眨巴一眨巴的,直愣愣地盯住你,让你的下巴再也挂不住。童惠娴小学时代可就参加“小红花”艺术团了,还做过十几回领唱呢。这个胆小羞怯的小丫头一上台就镇得住场,豁得出去,台下的人一多她反而不害怕人了。用老师的话说:“天生就是一个唱歌的料子。”

  入了冬就是乡村的闲时,正是各类文娱宣传队传播“思想”和“主义”的日子。公社把刚刚插队的知青组织了起来,挑选了十几个文娱骨干。这些文娱骨干直接肩负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用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这些艺术形式把它们送到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去。他们一村挨一村,走一村,演一村,学一村,教育一村同时又被教育一村。热热闹闹地红火了一路。当然,“不正当”的事总是会有的,演到一半上海的一位男知青和女知青就给开除了,他们有事没事总要蹲到一块说上海话,头靠了头,距离都不到一尺宽,把所有的人都撇在了一边。这像什么话嘛!这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这不是宗派、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嘛!不要他们。让他们去兴修水利去。

  童惠娴是这群骨干里的骨干。压台戏女声独唱就是由童惠娴来承担的。给她做手风琴伴奏的是刘家村的一个知青,叫徐远。童惠娴和徐远是老乡,童惠娴毕业于二十一中,而徐远毕业于九中。方言相同,在一起说说话的时候当然就多一些。幸好有上海知青的前车之鉴,要不然童惠娴犯一些错误也是说不定的。童惠娴自己都意识到她在徐远面前的话已经越说越多了。照这样下去无疑会有滑进小资产阶级泥坑里的危险性。这真是太危险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警惕,走错了道路实在是一眨眼的事。

  文娱宣传队的巡回汇演进行到最后一站,是耿家圩子,也就是童惠娴所说的“我们村”。舞台搭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童惠娴给乡亲们演唱了《远飞的大雁》。童惠娴一登台就使村里的乡亲们惊呆了。她上台的步子迈得落落大方,一点都不像她的黑眼珠子,见人就四处躲藏。她在舞台的正中央站成“丁”字步,小辫子从左肩那边挂在胸前,用指尖不停地缠绕。童惠娴始终保持一只肩头对着台下,当她换句子的时候,另一只肩头却转过来了,又自然又婀娜,宛如玉米的修长叶片。她的春秋衫做成了小翻领,收了一点腰,不过分,真是又漂亮又朴素,完全有资格代表耿家圩子的全体社员向首都北京表达深情: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一个信儿到北——京(哪)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

  “恩人毛主席”那一句被童惠娴唱得动听极了。舞台上的扮相也就格外动人。她会把重心移到前脚上,后脚只有一只脚尖支在台面上,而两只手的指尖跷起来,呈兰叶状,交叉着缓缓地扣向胸前,紧紧地贴在了心窝子上。热爱毛主席的人太多了,可是谁人这样热爱?谁又能把两只手与胸脯的关系处理得这样柔和,这样相互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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