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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红楼 作者:蔡义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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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的迟早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们岂不也该怀疑秦兵马俑和汉马王堆墓的可靠性了，因为这些也都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发现的呀！他还把底本与过录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搞得很混，以便使读者相信他的怪论在客观上也符合大多数红学家研究的初步结果，只是别人没有最终发现，也不敢大胆提出而已。比如他谈甲戌本说：“红学家大多不承认胡适‘最早古本’的结论，而倾向于认为是相当晚的过录本子。”“抄本决不是什么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它们只能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说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现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当后出的过录本，并且还很难说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过录本。”
这些话就算你说得全对，（其实也非真对：“相当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后；“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么样的吗？“抄手的产品”不就是“过录本”吗？）还是跟你得出的结论毫不相干。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这没有错。作者的原稿和脂砚斋等人抄阅加评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为如此，那些保存下来的过录本才有价值。胡适怎么说的且不管，多数研究者说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说它们过录的时间，这是两码事。甲戌本的过录时间可以迟于己卯、庚辰本，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决定抄本价值的不是过录的早迟，而是：一、底本本身的价值；二、过录的质量（过录者改动多不多，抄错的程度如何）和数量（保存的回数，抄录脂评的多少）。“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未必都价值低，抄错较多，固然不好，少一点自作聪明的妄改，却是好的。抄错、改动，甚至像程、高那样从头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与欧阳健说的存心作伪有着严格的区别。欧阳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个“玄”字，没有减笔省去末了一点或另写作“元”字，即没有避康熙的讳，就以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国的证据①。这是靠不住的。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底本上如何还不得而知）。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欧阳健对抄本的避讳字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敢谈谈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讳呢？从他文章的引语看，他是读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详谈这方面问题的文章的。1975年，吴、冯两位在这两个本子中发现了多处避讳的“”字和“”字，从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认为不如说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稳妥些）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怡亲王弘晓（允祥之子）组织人力进行过录的本子。这从雍正要曹完全听从怡亲王允祥看管的两家特殊关系看，是完全可信的。吴、冯二位为证实此事，还核对了钤有“怡亲王宝”等几种图章的原抄本《怡府书目》中对这两个字的写法，发现避讳与己卯本完全一样。这有力的内证足以说明“民国之后制造”己卯、庚辰本云云，纯属极端荒谬的无稽之谈。不必说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的书贾绝对无法制造出来，除去当时深谙怡亲王与曹家关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据家也决计想不到这一层关系上去的。
欧阳健还把戚序本（有正本，实则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说成在程甲、程乙之后。所举理由是序写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语，而作序时是没有的，都还是“白文本”。（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见得呢？他说：一、“戚序只回答了‘未窥全豹’即八十回的问题，而没有回答批语的问题。”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样未说到批语的事”。可见批语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二、“假如上述批语确实写于乾隆年间，那么在弥漫浸淫于‘乾嘉学风’的整个清代，是没有理由不把这些关涉作品作者考证大事的批语弃置不顾的。”
前人写书序与今天出版书写“前言”或“出版说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简短，集中地只谈书本身的价值、影响。如果书只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只有半部，现在忽成“全璧”，那当然更会作为主要内容来谈。至于评点，若非专刻（抄）某家的，又说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评的，即使编入了，也肯定不会谈到（当然，这里也还有对评语价值的认识问题）；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说，如甲辰本只在第十九回的总评中说到“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程乙本只在“引言”中说到（与“序”性质不同，都谈具体问题）“但创始印刷，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因而序中未说到批语事，根本不能证明就是白文本。相反的，从甲辰本总评、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数是带有评语的，而不是白文本。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
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不清楚。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著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二、文字问题
文字是判别版本早迟及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判别工作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对《红楼梦》这样传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的本子来说，尤其是如此。比如某句话、某个字A本是对的，B本是错的，它们间的早迟可能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原来是对的，后来再抄时抄错了，则A本早，B本迟；二、原来是抄错的，后来再抄时发现了，改正了，则A本迟，B本早。所以判别其早迟，得分析具体情况，视其可能性之大小。再就原来对的、后来抄错这一情况来说，反映在版本上仍可能出现非单一现象。比如有A、B、C三种本子，各代表着抄本时间的早、中、晚，那么它们的情况不但可以是A对、B对、C错，或A对、B错、C错，也可以是A对、B错、C对。为什么会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因为传抄并非单线相承的，即并非A被B抄，B被C抄；可能B、C都抄自A，早抄的抄错了，迟抄的反没有抄错。这只是大大简化了的道理，实际情况远比它要错综复杂得多。比如，一、较早的底本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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