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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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2月16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为期三天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明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提出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十条政策，为温州私营企业发展鸣锣开道，大开绿灯。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温州的名气大振。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1986年5月，中央领导提出在温州先试验发展私营经济。1986年9月，浙江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确定的重点“放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试验的内容第一项就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　　　　
　　　　1987年，温州市委办公室、市农委、市工商局和政府法制处等单位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并起草有关私人企业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于1987年6月22日经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浙江省政府审议批准，10月4日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私营企业的地方性规定。《办法》共二十二条，涉及内容包括有关私人企业的条件、法人资格、经营范围、企业财产关系、劳资关系、收益分配原则、财税政策以及各项应有的权利和业务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温州私人企业有了合法的地位，企业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　　　　
　　　　1987年11月，国务院召开私营经济立法讨论会。温州有关部门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共五人与会。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四：催化金融革命

　　　　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温州曾出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第一家股份合作信用社。同时，也促进了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改革。这里是金融革命的试验田。　　　　
　　　　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开张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的存贷广告，并在经营管理中采取“董事会制”、“财产法人承保制”。但开业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兴钱庄转入地下，并顽强地生存了五年之久。　　　　
　　　　1986年11月1日，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温州市区隆重开业。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　　　　
　　　　温州有很多私营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生产，但有时国有银行并不能一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所以，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创办者杨嘉兴就想：国家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就自己开办一家银行，办国家银行不办理的业务。于是，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倾其私囊，又四处借钱，共筹集到三十多万元钱，开办了这家信用社。这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　　　　
　　　　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办两个月，就吸收12300多户个人储蓄2284元，为849户贷款1529元。第二年吸收各项存款8108万元，发放贷款6105万元，全年实现利润106万多元，占当年全省53家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　　　　
　　　　1988年2月9日，温州金城典当服务商行开业。这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的两家典当行之一。该行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体、银行、个人三方面投资入股。集体股金占68。75％，私人股金占31。25％。温州市的典当行，曾一度发展到14家。　　　　
　　　　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地下金融机构的出现，使长期受传统金融体制束缚的银行、信用社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信贷力量无法满足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空前活跃，融资渠道不断增多，而银行、信用社受制于不合理的利率体制和结算方式。1980年，温州市有83％的信用社亏损。　　　　
　　　　1980年10月1日，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参照信用社历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供求情况、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农村民间利率水平、物价上升幅度和存贷合理利差等因素，实行利率浮动改革。将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月息4。5‰上浮为10‰，贷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为15‰，结果不到三个月，该社就扭转前26年的亏损局面。　　　　
　　　　到1986年，温州全市有88％的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　　　　
　　　　198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五：胆大包天包海

　　　　有一句话形容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胆大包天。　　　　
　　　　这“包天”者乃王均瑶。1991年春节前夕，在外已经闯荡十年的苍南小伙王均瑶和一帮在长沙做生意的同乡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回家过年的事情。想想回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人提议何不包辆客车直回温州。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包”字，触动了王均瑶的灵感。包飞机岂不更能提高生意人的效率。说干就干。在王均瑶的努力下，民航有关部门同意试试看。1991年7月28日，一架满载温州客商的“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在温州机场，标志着中国首条私营包机航线开通。1992年4月，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此后，他共承包了国内38条航线。　　　　
　　　　1995年，均瑶集团成立。　　　　
　　　　2002年8月18日，均瑶集团参股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时年35岁的王均瑶因此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　　　　
　　　　2003年，有关部门批准均瑶集团购买宜昌机场，这是中国首次批准民营企业购买机场。均瑶集团将投资6亿元，用于购买和重新改造宜昌机场，并将与三峡旅游部门合作，积极开发三峡坝区的旅游资源。　　　　
　　　　温州人不仅敢包天，还敢包江河、包大海。　　　　
　　　　1995年10月，位于温州平阳的雨田集团董事长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写下了进军大海的新篇章，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1998年下半年，永嘉县农业局发出《楠溪江渔业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永嘉县沙头镇以上，海拔200米以下的楠溪江渔业水域将向全社会公开招标。９月18日，季展敏等人经过数轮激烈拼杀后，以518万元夺得了楠溪江12年的渔业承包权。此后，承包者成立了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聘请专家制定了公司开发经营的总体规划，斥资40余万元，在江中陆续投放了６万只蟹苗、50万尾红田鱼苗、13万尾香鱼苗及数千只甲鱼苗。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六：创造股份合作

　　　　股份合作经济，在东方的本本上找不到，在西方的本本上也找不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没见过，在外国的历史上也没见过。如果说温州发展个体经济是个突破，那么温州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则是个创造。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温州农村也同时出现了股份合作经济的初期形式，当时称之为股份性合作企业。当时，温州农委的同志曾撰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并在有关杂志上发表。这是全国第一份关于股份合作经济的调查材料。　　　　
　　　　为什么称是股份合作制。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这么解释：“其投资形式都按协议商定的份额，以股金投入为主的形式自愿组合，而投资主体则是从土地分离出来从事商品经济的农民，入股后都是直接参加本企业的职工，既是资本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这类企业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又不是传统的合作制，但具有两者合理的内涵。”　　　　
　　　　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　　　　
　　　　1985年，任该公司董事长兼厂长的吴祖宗还在桥墩卫生院当一个本份的牙医。一天，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上了吴祖宗。他们决定利用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因为没有国家投资的可能和向银行贷款的希望，他们来找吴祖宗参股。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吴祖宗答应参股。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不懂技术但心细的吴祖宗被推举为厂长。为解决资金问题，吴祖宗以5000元一股，广招股东，筹集了四十来万资金。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办厂总得找家挂靠单位。可是这么一家股份合作企业却没有人敢收。这国营不国营，集体不集体，个体不个体的单位，算什么性质呢。最后，工商局开了半扇门，给办了张临时营业执照。没有靠山，反而成就了小小了啤酒厂。他们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厂长权利和业务的做法，成了中国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的典范。　　　　
　　　　1990年2月，农业部颁发《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其蓝本就是这家企业的《章程》。　　　　
　　　　1987年11月7日，旨在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扶持其健康发展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公布于众。这是全国第一份关于股份制企业比较系统的地方行政性的规定，标志着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一般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以地方行政性规定，赋予它合法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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