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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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1989年前后中南海三下温州调查温州民营企业政治取向，以及温州模式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纠缠中，绝大多数温州官员依然挺身而出保护民营企业，用“实践”为其大声辩护。不仅如此，温州政府还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电、科技、材料行业，主动让权。民营企业均瑶集团从1991年开始包下了温州到各地的28个航班、100辆出租车。　　　　
　　　　“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　　　　
　　　　与初时的“无能”不同，对民间创造力的敬畏成了政府的自觉选择。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地保护。　　　　
　　　　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法规都是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如何对待当时的政策法规，温州市政府采取的是“知其不当为而不为”，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　　　　
　　　　当时的政府方针被概括为这样的顺口溜：多种经济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实践。正是这种“不限”、“不论”，充分尊重了群众意愿、保护群众创业积极性的“不为”迎来了民营经济的春天。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2）

　　　　温州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但允许试验，因为温州是试验区，试成功再推广，试不成功再退回来；　　　　
　　　　第二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就积极干，在干当中创造经验，丰富中央文件，因为中央文件都是在实践当中丰富起来的；　　　　
　　　　第三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就大胆干，放开手脚干。　　　　
　　　　同样“三句话”，当时有些地方却是这么说：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因为这是高压线；　　　　
　　　　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不好干；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情，还要看一看，看了人家怎么干我再干，因为这样少犯错误。　　　　
　　　　于是在温州，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雇工经营、合股经营、（资金）聚会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就连私人钱庄、私人换外汇、经营邮电业也存在过。　　　　
　　　　用老百姓的话说，起先是“顶牛”，现在是“放羊”。　　　　
　　　　在奉命压制、打击个体私营经济时的“不为”则表现为“妥协与怠工　”。　　　　　
　　　　也许“妥协与怠工”一说有些刺耳，但事实如此。在温州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的，经常会带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时不时地上面会来个限制或者打压的文件。温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天下。每逢风潮来时，总会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则会外逃躲风头。令温州政府和官员为难的是，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闯”“试”往往会过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于是，干部开始学会故意“认不清”方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的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民银行总行按规定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5年后自行关闭。　　　　
　　　　有人说，温州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不无道理。一次会议上，温州的领导讲了句非常实在的话，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部门负责同志，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希望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必要的时候“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　　　　
　　　　“不为”还时不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冒险。　　　　
　　　　市场经济发源于我国计划经济力量相对最薄弱的温州一带，让那些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不是压制和取缔，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这种“不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　　　　　
　　　　事实上，从1960年开包产到户先河的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始，到市委书记袁芳烈、董朝才，温州出现了太多的充满了悲怆命运的改革者。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却从来就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一番。　　　　
　　　　直到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的领导还常常会为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集体经济比重过低的批评而不安。　　　　
　　　　书记市长接受采访首先往往是拿出了一大叠的数据，极力解释温州经济当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很大。他们还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当无数取经者千里迢迢来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的干部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先向他们介绍温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不少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　　　　
　　　　袁芳烈，主政温州4年，温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但袁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负责同志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袁此时才明白，这是对温州4年改革的否定。　　　　
　　　　董朝才，于1990年在任期离任。此前，上级曾要求董写报告请求撤销“温州实验区”，董未从命。离任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是中国到处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我哪里错了呢？”　　　　
　　　　……


第七章　有为温州有为而导（1）

　　　　大致说来，温州市政府的职能转变2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从经济发展的结果衡量，则往往表现为“低能”；改革初期的“宽松政府”，一种有意识的顺其自然的“不为而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为政府”，当然这种有为是“有限”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按温州领导的解释就是：“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　　　　
　　　　如果说“不为而治”重在精神层面上主动顶住层层压力，重在保护，“有为而导”则是在制度层面的寻求突破，重在推动。　　　　
　　　　通过一句句新鲜话语的解读，我们目睹了一个政府渐趋成熟的智慧。　　　　
　　　　“改革往往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是温州人创造的土语。对禁区的大胆突破是温州政府最为世人称道的“作为”；虽然这话从今天看来不一定合乎规范。　　　　
　　　　为民营企业掩护的“戴红帽子”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突出的一例。　　　　
　　　　温州因此赢得“小商品、大市场”之誉之后，家庭工业这个躯壳再也无法容纳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于是纷纷走向联合，由多个业主共同投资的“股份合作企业”应运而生，成了当时最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在当时称作“既公又私”的混合经济。这一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在传统中找不到依据，一些人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理论。　　　　
　　　　温州人对此却不以为然：骡子又怎么样？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关键是否有利于发展经济，是否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依然走自己的路，股份合作制经济也以不可阻挡之势成长起来。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政府怎样看待民营企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当广东等地把股份合作企业定位于私营经济，对其发展加以限制时，温州却反其道而行之，给它以集体经济的名义。　　　　
　　　　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以促进股份合作制的发展。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不同于私营合伙企业，从而为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红帽子”。　灰头土脸的“怪胎”因了政府的乔装打扮变得名正言顺。　　　　
　　　　1993年是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总数达到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2％。　　　　
　　　　1994年颁布的《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中则进一步将两个以上的投资者组建的企业纳入“股份合作”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将其仅视为“必要的补充”。而这一点直到1999年才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　　　　
　　　　这种地方政府对于非国有经济的确认，是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财富，也是使其在全国地级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温州市政府的大胆“作为”，实质上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得见的手”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碍着“看不见的手”，而是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突破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首份（批）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正如一些温州企业家所说的，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温州企业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时期。


第七章　有为温州有为而导（2）

　　　　“本店拒卖温州货”　　　　
　　　　这曾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商界怪异的“店堂告示”。　　　　
　　　　温州的形象和声誉一度出现空前严重的危机。　　　　
　　　　1987年8月8日，温州产劣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