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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评判-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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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书中写道：
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了，调查组却多了。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取证”，因为不断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仅此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上面到下面调查，揭发什么查什么，这也是很自然的，关键是看调查的结论。问题在于，
作者在书中继续写道——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
这就把高层卷进来了，把温州模式的争论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争论，作为一个科学上的争论，对温州模式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
然而一旦政治化，进入了方向道路之争，那就不正常了，问题也就严重了。
那个批示和那个调查结论，对温州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对赞成支持温州模式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温州模式的探索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姓社与姓资的争论，由此也进入了白热化。
第一章 是非温州问姓氏，是是非非（2）
有一些“左先生”，巴不得把温州打入太平洋海沟，那个调子高得不能再高。
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要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做法是：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清理温州过去的东西。
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那还好办。不幸的是，还有人要做，似乎温州真的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天下，真的不割这个可怕的毒瘤不可了。
温州人抬不起头来。
温州官员抬不起头来。
温州私营老板抬不起头来。
温州模式的支持者抬不起头来。
坚持温州工作的官员，坚持温州是姓社的，压力极大——这到底是怎么啦？有感到迷惑的，有感到气愤的，有感到无奈的，有感到委屈的，有感到不平的，有感到不懂的，不能不暂时沉默，不能不暂时看看风向，甚至不能不暂时说一点应付的话。
温州的老百姓则不明白，江青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诬指温州是资本主义，怎么这些人到了80年代90年代也说温州是资本主义？到底是温州走错了方向，还是这些人批错了方向？或者，是这些人接错了衣钵？
否认温州是姓社者活力极大。在他们看来，温州姓资，如今是铁板上钉钉，铁定了。那些左先生们无不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早就说过了，温州搞的那一套，就是资本主义。你看，如今怎么样？
至于温州的官员与百姓，则处在激烈争论的旋涡之中，既深感压力极大，又不能不做工作。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对策是：多做少说，少做不说，只做不说，不做不说，你争你的，我做我的，你说我姓社我也做，你说我姓资我也做，不做老百姓就没有饭吃，大不了少做一些而已。
至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则是灾难性的。在那两年，温州的大批私营老板，或者在等待观望，或者是出国投资，或者是借顶帽子，或者是关门大吉。尽管社会在通货膨胀，温州的经济增长率却几乎是一个零。不知道那些“左先生”，在那里高发议论，高叫温州是资本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有没有想过中国是富起来好，还是没有钱照样穷好？有没有想过其口袋里的工资是谁给的，自己又是谁养活的？“四人帮们”有过一句名言，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说左先生们的理论同“四人帮”一脉相通，不知是冤枉贬低了他们，还是抬高了他们？
老百姓则不管什么姓“资”姓“社”，在温州姓“资”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用一句话就说清了问题：如果温州变成了“姓资”，那么中共温州市委干什么去了？中共浙江省委又干什么去了？如果省委市委还是共产党，那么温州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也仍然有支持温州的声音，甚至强有力的声音。
影响甚大的，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该报记者在一篇访问温州的见闻里，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说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尽管文章没有说到温州的私营经济，没有说到温州模式，但在一片对温州的责难声中，能对温州说上几句好话，能肯定温州的股份合作制，那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作用最大的，是李瑞环在视察温州之后的一通讲话。
他要温州官员：“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
他给温州的官员积极减压：“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他还对当地的官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这谁也没有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一番南巡谈话，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正了方向，也给温州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在句号之后，有的人还会再做这样那样的文章，但大的句号已经画上了，温州人再也不怕那个姓“社”姓“资”的争论了。
温州人是不再怕了，可是有人仍然还要问一问。这个问，当然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了。
不过，对温州模式姓资的责难，并没有完全消失。
有过所谓“公私比例”问题。代表性的说法是：比例不大是姓“社”，比例大了难道也还姓“社”吗？
有过所谓“补充主体”问题。代表性的说法是：“补充补充”是姓“社”，变成了“主体”难道也还姓“社”吗？
如此等等。
然而这些非难，已经形不成大气候了。因为在理论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对此都逐步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对一个地方来说，公私比例不再是一个问题，私营经济的比重再大也是社会主义；补充主体也不是一个问题，私营经济唱主角也是社会主义。
温州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温州模式也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
温州不是给中国社会主义抹黑，而是给中国社会主义生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到温州进行考察。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对温州给予公开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同志说：全世界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温州人用上海话来讲是“一只鼎”，用北京话来讲是“倍儿棒”。
朱基同志说：弘扬温州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们应对WTO的良策。
1998年3月9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报告时说，我只讲一个观点，温州的经验值得重视，很值得总结。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我在1986年到过温州，作过一次讲话，回来后也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又第二次到温州。我觉得温州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的观点，要重视温州，总结温州经验，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温州有很多华侨。温州经验值得研究，要大力推广。
最为令人感动的是，1998年12月，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田纪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专门接受了温州晚报记者的单独采访，对温州模式作了专门的评价。这在温州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温州模式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2002年3月8日，田纪云在参加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审议时，对温州在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发展经验再次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温州率先冲破阻力，打破传统模式，闯出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利用民资发展经济，发展效率很高，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现在走上了“阳光大道”。他还说：温州模式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
如今，再说温州模式是姓“资”的，公开的那是不大容易找到了，暗地里的则很难说，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了。据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透露，即使到了党的十五大以后，即使国家宪法已经写上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仍有官员发话，学者断言，温州模式只能在温州发展，不宜推广到别的地区。
为什么不能推广？该书没有透露。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会不会仍然是一个姓氏问题？但愿，但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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