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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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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来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保护以及避免车祸的办法，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另外，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历代帝王庙前的一对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净宽6．20m，足够两辆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小时20km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躲闪，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线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5。15m，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绝没有丝毫的‘思古幽情’，我们是尊敬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创造，要我们的首都每一条街道更能够生气勃勃地代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面貌。片面强调‘交通’，借口‘发展’来拆除文物，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他建议对古建筑进行调查，立法分级保护，“把文物组织到新的规划中，而不应用片面的理由或个人的爱恶轻率地决定文化遗产的命运。”
交锋越发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
吴晗发难（3）
…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
他在总结发言中说：“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
孔庆普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他向笔者追忆了当年梁思成向这两处牌楼告别的情景：
市里对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们开始拆东交民巷牌楼，脚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张友渔副市长通知：“交民巷牌楼暂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后再拆。”我们当天晚上又把脚手架拆下来，把杉槁等放在中华门前面。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梁先生来，我们就报告局秘书室，12日由秘书室出车接来梁先生，由我在现场接待。
梁先生只看了东交民巷牌楼，他说，这两座牌楼都是改造过的，是混凝土牌楼，已不属于古代建筑，既然影响交通，拆就拆吧。他还问长安街牌楼的情况，问什么时候拆，说要是拆也应该挪到别的地方再建起来，东、西长安街牌楼是古建筑，都是木质的、老的。我说，东、西长安街牌楼计划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计划拆完东、西四牌楼。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梁先生走后，我向局里汇报，说梁先生没说什么，还说东交民巷牌楼已不是古建筑。局里又向市里汇报，市里就指示，动手吧。没过几天，市政府又来通知：长安街牌楼暂缓拆除，东、西四牌楼拆否未定，另行通知。
后来，这几处牌楼还是被拆除了。长安街牌楼是8月21日下午7时正式开工的，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做到场光地净。东、西四牌楼在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
历代帝王庙牌楼也是我们拆的。1954年1月8日，我们开始准备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这是他自己去的，当时我们正在搭脚手架。他就在旁边看，见到我问这两座牌楼计划什么时候拆完？照了相没有？拆下来的部件存在哪里？重建的地点定了没有？我说，相片已照了，立面、侧面、局部、大样都有。上级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细，力争不损坏瓦件，木件不许锯断，立柱和戗柱必要时可以锯断。拆下的部件暂存于帝王庙内，由文整会安排，重建地点尚未确定。据文整会俞同奎同志说，民族学院拟将牌楼迁建于校园内。
梁先生说，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从牌楼的东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时候。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很客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也难说！这里的交通问题确实也不好解决。
拆这座牌楼，是因为它影响交通。支撑牌楼的戗柱，老被车撞。可梁先生说，这座牌楼被挪了就没有意义了。他还问我，牌楼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说，经初步检查，木构件大部分腐朽很严重，拆卸时尽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后说，感谢！感谢！这次来主要是向牌楼告别。
…
吴晗发难（4）
…
之后，我又陪他到历代帝王庙里去看，当时这个庙被女三中用着，后院东房已腾出来摆牌楼拆下来的料。梁先生很满意。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帝王庙牌楼是构成一幅美景图画的主体呢。此后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说的美景的出现。晴天和晚霞都出现了，只是牌楼已被脚手架包围，无法为美景留影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以下是从1954年1月开始的北京牌楼被大规模拆除的过程：
1954年1月8日，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拆卸历代帝王庙景德坊，20日拆卸完毕。
3月15日，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昼夜施工拆除交民巷牌楼，21日清晨东牌楼场光地净，25日清晨西牌楼场光地净。
4月中旬，拆除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和辛寺胡同南口的4座小牌坊。
8月21日下午7时，长安街牌楼拆卸工程正式开工，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4时做到场光地净。全部木件、瓦件、石件等，运至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分类放置。
11月27日，市政府批准拆除大井砖牌楼。12月9日开始拆除，20日拆完。
12月15日，市政府下达通知，要求于春节前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及北海三座门拆卸完毕。
东、西四牌楼于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拆下的石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收存。
1955年1月2日开始拆除北海三座门，6日晨拆完。
1月8日，大高玄殿两座跨街的牌楼拆卸工程开工，1月14日完工。
5月下旬，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房管局下达拆除正阳桥牌楼任务。6月12日开始拆除，21日拆完。
11月，金鳌玉牌楼在北海大桥加宽工程中被拆除。
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大高玄殿对面牌楼及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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