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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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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把这本书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记》，因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但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
一个月前，王军应邀到法国演讲，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有些窘迫，马上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会后一周内，王军到巴黎四处走访。巴黎郊区那些新建筑、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与老城区融合在一起。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区凯旋门5公里处，位于从卢浮宫到凯旋门这条重要轴线的尽端，其大门与凯旋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巴黎，你会感到，古和今、新与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充满爱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军感慨道，“这时候，我就真正意识到，梁先生不在了。”（包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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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都求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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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62。5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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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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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不少钱吧？”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有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
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这个院子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也是明朝权臣严嵩的别墅。清末广东人在这里修建了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的粤东新馆。
100年前，中华大地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归英，福建归日，德据山东，俄据东北，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台湾被日寇占领。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决心“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戊戌变法运动自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9月28日六君子菜市口刑场就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为弥合南北分裂，巩固共和制度，应袁世凯之邀，于1912年夏抵达北京。
这一年的9月11日，粤东新馆又是一片热闹的场景，孙中山来到这里出席广东老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梁士诒为欢迎会主席，登台述欢迎之大旨，孙中山发表重要演说，提出海南建省、引进外资、兴建铁路等主张。
如今，孙中山的这些愿望，均已成为现实。可是当年回荡着他铿锵话语的院落，成了一堆瓦砾。
粤东新馆是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共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主院，当年保国会成立及孙中山发表演说即在这里，而修马路“迁建”的对象正是它。按计划，东院将被移至西院北侧。可是，所谓“异地保护”已是空谈，包工头老汪不但把它砸掉了，还把它卖掉了。
主张“迁建”者认为，东院仅存保国会正房、配房等建筑，均已破旧，而戏楼、花园已无存，原址保护技术上虽可行，但“代价太高”。
这一观点遭到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粤东新馆院落保存完整，戏楼等完全可以恢复。道路为文物让行，在北京建设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1998年9月21日，正值戊戌政变100周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就粤东新馆的保护问题发出“刀下留馆”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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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北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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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学者提出：“值此戊戌百年纪念的重要时刻，戊戌变法的一处重要遗址——粤东新馆却被列为拆除迁移的对象，危在旦夕，这是每一位有着民族历史良知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令人痛心不已！我们郑重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近年来，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一遇到建设事项就被‘异地保护’，已是亟需引起各界重视的问题，文物建筑经常因此而作完全的牺牲。文物建筑的迁建必须慎重，是需要严格依法审批的，其迁建工作是必须严格按专业程序执行的。”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粤东新馆的命运。
为粤东新馆的保存而奔走的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199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听取工程部门汇报工作时发言：“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你说这个文物动一点，我的心里就跳一下，文物建筑缺胳膊少腿怎么行？粤东新馆是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要拆掉，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在北京活动的地方不多，他在粤东新馆发表的演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如果拆了，太可惜！能不能像平安大街一样，让让路，躲一下？另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异地重建，这是下策，文物是不应挪动的呀！”
拆除前的粤东新馆为一所中学占用，魏韬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一有人到这里参观，他就会主动上前诉说：“能不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呵！保国会、戊戌变法是写进中学教材的，粤东新馆要是被拆掉，我们怎样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呵？”
2000年11月23日。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蔡元培故居里，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笔者大声说道。
此时，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
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笔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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