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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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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很快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同时，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在滞留南方的3年间，陈占祥没有停止思考自己在北平的使命。
到了北京后，（陈占祥是1949年10月到北京的，同年9月27日，北平已改称北京。—笔者注）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梁思成完全相合，备感知遇之恩。而从陈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许多设想正与他在英国的学术经历相关。
1944年，他师从阿伯克隆比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这位大师领导的伦敦大学城乡规划系，正力求在继承和发扬英国规划传统的基础上，为今天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开拓道路。
当时二战胜利在望，英国政府开始做战后重建准备。伦敦市已完成了市区计划，这是由伦敦总建筑师福赛斯主持的，阿伯克隆比是其顾问。随后，阿伯克隆比主持制定了一项宏伟工程—大伦敦计划。这个计划，对以伦敦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做了通盘的空间秩序安排，是世界规划史上第一次对城市与区域计划作出的重大实践，影响深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大城市已充分暴露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的各种复杂矛盾：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紧张，贫民窟问题严重，工业进入市区，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失业人员增加，城市危机重重，城市改建成为社会头等大事。
而早在19世纪末，这种城市问题已经显示出来。最初的城市弊病惊动了几乎所有的人，如疫病爆发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以及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学家首先揭示城市症结的所在。恩格斯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垂死病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重了城市危机，主要表现在市区内人口越来越集中，经济活动日益加剧，使市区不断向外扩展、膨胀，并超过了城市的容量。
大伦敦计划以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内计划了若干新镇以接受伦敦市区外溢人口，减少市区压力以利战后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关键在于这些新镇分解了伦敦市区的功能，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改过去“花园城市”（GardenCity）在城市周边建设仅供居住的“卧城”（DormitoryTown）的缺点。
陈占祥这样回忆道：“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
“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贺尔福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国家计划》（GosPlan），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工作，把苏联说成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陈占祥虽没有读过此书，但多次聆听贺尔福的介绍，其中最使陈占祥难忘的是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陈占祥也与其他同学一样，格外向往社会主义。
“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尤其是对我们学建筑与规划的学生来说。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很少知道，这也许与现代建筑运动思潮有关。”陈占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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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新市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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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个“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样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
1944年，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此书立即引起梁思成极大的兴趣，并着手翻译。1952年5月，经梁思成与林徽因翻译，此书的中文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两位学者在“译者的体会”中，首先就高度赞扬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可以说，梁思成与陈占祥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与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陈占祥回忆道，“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
陈占祥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
这个建议得到梁思成的认可。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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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专家的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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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1949年12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5％，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笔者注）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在建设行政机关房屋的问题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巴兰尼克夫具体提出了他的建设计划：“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由东单到公安街未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
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建议书说：“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建议书还着重论证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提出“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和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建议书还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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